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日益提高,民航业面临着航班量持续增加和航班正点率需求不断升级的双重考验,一城市多机场的运行模式也在发展中应运而生,成都空域内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绵阳南郊三大民用国际机场,由于同航线竞争导致航路资源紧张、军用运输和通用航空活动复杂、非法无人机活动干扰等影响,双流机场正点率2017年一度跌至55%,绵阳机场正点率一度跌至全球倒数几位,引起了广泛关注。航班延误不仅引起进离港航班短时集中出现在城市终端空域,也会急速增加城市空港片区的地面交通压力,造成旅客出行体验差,快递物流配送慢,旅游目的地选择热度降低,甚至诱发群体性冲突事件,极大损害了机场、航空公司、物流公司以及城市形象,航班延误导致的上述问题不仅是民航内部的效率和安全问题,已逐步发展成为城市公共问题。年吞吐量低于2000万人次的机场,航班延误总体是由于恶劣天气、地面后勤保障、航空公司运力不足等民航系统内部原因导致,但对于年吞吐量超过5000万人次,日均架次破千的大型机场而言,机场运转包括的生产要素更为复杂,在民航运行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同空域多机场的航班时刻分布、无人机飞行管理、应急处置机制、轨道交通驳接、地面交通快速疏散、公共交通信息发布等民航专业领域外的公共因素。大型城市的航班延误治理涉及地方政府、“行业政府”、运行单位等多家主体,本文以成都空域内的双流、天府、绵阳三大主要民用机场为对象,运用公共治理理论、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探寻分析成都空域航班延误造成公共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政府对叠加航线的干预不足、缺少组织城市交通各部门联动、航班延误应急处置政府参与不足等原因。通过研究国内外其他拥有多机场的大型城市政府治理航班延误的经验,从成都市政府统筹空域内各机场协调发展、加强无人机管理、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和使用、协调军方灵活空域等方面入手,分析总结适合成都市政府治理航班延误的对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