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提升,同时土地城镇化也呈现出稳定、快速的发展趋势。快速的土地城镇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我国环境问题频发,例如耕地流失、生态环境破坏、大量建设用地被闲置浪费等。因此,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和资源环境整体效率的重要指标,可为推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提供重要建议参考。本文将2009年至2018年我国3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效率评级指标体系以及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使用超效率DEA模型和熵权法对其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时空特征分析,最后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省域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我国大部分省市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就土地城镇化经济和社会水平方面,我国有一半以上的省市处于逐年上升趋势;而对于土地城镇化生态水平,仅有八个省市处逐年上升趋势。此外在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土地城镇化的经济及社会水平,而生态水平并未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做出贡献。对土地城镇化时空分布特征分析可知,在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十年间我国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有了飞速的提升,到2018年,除部分省市外其余区域的土地城镇化水平都已达到中高水平以上阶段,且我国土地城镇化质量较高区域基本集中在华东地区。就我国生态效率而言,从整体上看十年间我国生态效率均值在0.9以上的共有五个省市,分别是广东、西藏、北京、天津和上海,其中上海的生态效率达到了最优状态,但在十年间我国省域生态效率达到最优的次数并不多。此外,我国省域生态效率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其次,中部第三,最低的为西部地区。我国省域总体生态效率除在2015年略有下降之外,整体上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且在十年间增长了24%。通过分析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时空变化可知: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情况是在逐年改善提高的;2009年我国大部分省域生态效率处于中水平阶段以下,到2018年,我国省域总体生态效率总体上已处于中水平阶段以上,其中湖南、福建、天津、北京和上海五个区域的生态效率已达到高水平阶段,且东部和中部区域的生态效率普遍高于西部区域。全国层面以及我国东中西三区域的土地城镇化水平的一次和二次项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表明其与生态效率之间都存在着正U型关系,即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次,在全国层面除技术水平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另外的富裕程度和产业升级都对生态效率有着正向影响,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土地城镇化质量。但分区域来看,只有技术水平我国东中西三区域与全国整体情况相同,环境政策与富裕程度部分区域与全国相同,而产业结构方面我国三大区域与全国情况相反。因此不论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还是全国总体层面,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都将有效地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除此之外,提高技术水平、改善产业结构和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也将有效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制定如下差异化政策建议以推进土地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协调发展:一是要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土地政策;二是要注重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三是要加强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建设;四是要加强环境相关法律政策建设;五是要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六是加强区域间协调发展,发挥核心区域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