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自古非常重视以礼制来调整与规范国家与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以吉、凶、宾、军、嘉“五礼”为核心的严密而完整的礼仪规范系统,而且其中大量内容被法律化甚至法典化。作为“五礼”之一的宾礼,属于迎宾待客及外交之礼,主要包括内外王公之间、朝廷官员之间、士庶之间的相见礼,以及中外之间、内地与属国之间、中央与内藩之间交往时所应遵循的礼仪,旨在体现“亲”“敬”为核心的华夏礼仪文明,构建“礼有差等”的和谐秩序,彰显谦谦君子风范与泱泱大国威仪。对于宾礼早期的法律规制可以追溯至三代,西周经“周公制礼”,“以宾礼亲邦国”,形成了朝、宗、觐、遇、会、同、问、视等一系列宾礼制度,在《周礼》《仪礼》中可略见一斑。唐代的宾礼规范主要集中在《大唐开元礼》《唐六典》《唐律疏议》以及令、式等法典、法规之中,包括迎劳、觐见、宴请三个方面。至宋代,朝仪、相见仪、朝贡、宴请等宾礼相关立法主要规定在《政和五礼新仪》《宋刑统》以及敕、令之中,还专门制定了《百官相见仪制》。根据《明集礼》《明会典》等法典以及《明史》《明实录》所载,明代宾礼主要以藩礼和相见礼为主。至清代,宾礼立法日臻完善,有非常丰富的法律法规,其中,既有严格稳定的政典《大清会典》、礼典《大清通礼》以及律典《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也有作为法典补充的则例、事例及条例,形成了一个非常系统、严密与完整的宾礼体系。宾礼涵盖的内容也大大拓宽,既包括四方来贡的朝仪,也包括与非朝贡国的贸易往来,同时还有对内藩的册封、朝觐、秋狩等礼仪规范,以及君臣士庶的相见礼仪。在承继前代的基础之上,清代宾礼有自己的特色,根据其适用对象身份的不同,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清廷与属国之间的“朝贡、册封礼”;二是清廷与藩部之间的“藩礼”;三是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彰显往来双方的政治关系;四是官员、庶人之间相见时的礼仪规范“相见礼”。清廷建立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宾礼管理体系,礼部下设的专门机构主客清吏司、会同四译馆,负责贡使来清朝贡的仪式及封赏册封各属国国王以爵位的礼仪仪式,各国使臣来京后的住宿、饮食、翻译等接待事务。理藩院则是负责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藩部的一众礼仪,鸿胪寺负责宾礼礼仪仪式中的管理、监督及引领。通过这四个管理机构的分工和配合,将宾礼的法律规制得以具体化,以确保宾礼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遵守宾礼的法律规制。清代宾礼的法律规范体系十分完整且严密,按照性质即规范方式可以区分为授权性规范、命令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宾礼中的授权性规范主要指清廷对属国授权,清代宾礼中的授权性规范主要针对外国贡使对内地的交易方面,清廷准其进行交易,多用“准”和“听”来进行表述。命令性规范是指清廷明确的对于属国及与国的要求,多为清廷对于赏赐及朝贡等方面的积极规定,通过对赏赐及朝贡的具体规制来对宾礼中的仪式、流程等进行详细规范,以此来对宾礼实际实施方面进行法律保障。禁止性规范是指清廷明确禁止属国及邦国的要求,主要集中在朝贡、贸易、宾馆等方面,其内容包括贡使随从、朝贡国、贡期、贡道等各个外交方面,主要以“不得”“不许”“不准”三种方式来进行表述。其他法律规范包括对宾礼中的礼仪仪式的叙述性法律规范、宾礼中贡物的限定性法律规范以及宾礼中违反法律规范的具体处罚。随着西风东渐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西方礼仪之争从清代初年就已经初现端倪,至清代晚期,传统的宾礼制度也受到了挑战。清朝与西方国家就外交礼仪展开了激烈博弈,其直接诱因是清庭与西方国家关于“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具体礼仪方式的争论,这其中焦点问题就在于外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时是否需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传统的宾礼制度是以“天下秩序”“礼有差等”为基本理念的,因此,在西方追求平等的礼仪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宾礼制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