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直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平衡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了缓解环境问题带来的严重矛盾冲突,中国在完善环境治理措施、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加强环境法规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然而,根据中国统计局与世界银行等多方面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环境规制的资源倾斜并未取得的良好收益效果,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还应着眼于提升环境规制效率。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显著、综合实力强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环境挑战,而且由于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存在地理位置、经济、资源等方面的差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产生的治理效果呈现明显差异,影响了长江经济带整体效果的改善。因此,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效率（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fficiency,ERE）问题进行探索,以期为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DE）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其走向高质量发展路途的重要路径。作为衡量城市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数字经济的提升不仅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带来数据等新型生产资料,激发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发掘传统产业隐藏的发展潜力;也全面改变了原有工业经济下的生产关系,为全社会参与环境治理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对城市环境规制效率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开发、建设、使用数字技术与数字中心等对环境造成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迎接数字经济浪潮的当下,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本研究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理论、环境规制公共品理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等,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研究与开发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中的作用,基于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提出本研究对应的研究假设。随后,从数据的可得性等方面出发,本研究分别构建评价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的指标体系,基于2011至2018年长江经济带70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别采用熵权法、UndesirableSB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现状进行评价。最后,基于统计分析与多元回归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作用,以及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研究与开发的中介作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整体大致呈逐年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由高到低为下游＞中游＞上游,环境规制效率由高到低为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2）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且数字经济的分维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互联网综合发展与环境规制效率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3）产业结构、研究与开发与市场环境在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效率间具有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前两者仅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条途径发挥中介效应,即一方面,城市环境规制效率的提升不仅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绿色金融产品交易成本与环境治理与投诉参与方式的改变,还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研发创新与市场张力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城市环境规制效率的提升不仅得益于互联网综合发展促进信息共享与交互、绿色环保知识的溢出的作用,也得益于市场竞争加剧使得长江经济带城市对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更迭;（4）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现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效率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越强的城市,越易加强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效率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在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效率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当前关于城市环境规制效率的相关理论研究,也是对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重要响应,也为其他区域谋求环境规制效率提升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同时,本研究将数字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扩展到长江经济带城市,对现有关于数字经济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补充作用,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