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其艺术成就可谓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集的巅峰之作，在国内外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将《聊斋志异》定位为既是“搜神”“谈鬼”之作，同时也是“孤愤之书”；受众也认同蒲松龄对该书的这一自我定位，将《聊斋志异》纳入发愤为文的心灵文学史中，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蒲松龄《聊斋志异》所寓之“孤愤”，实际上是蒲松龄在现实中失意遭际的自我补偿，也就是假幻设以自见心中的暗黑和理想。蒲松龄的“孤愤”，是肉身的沉重和精神的顿挫而形成的。蒲松龄家世的儒学传承，使其有“纯儒”的特征，有着济世救弊的政治理想，因而蒲松龄努力通过封建时期读书人迈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科举，厕身于“修齐治平”的官吏队伍之中。蒲松龄的科举之路，终其一生未曾成功，在失意的人生中，郁垒而成“搜神”“谈鬼”的《聊斋志异》，以发抒其在《叶生》篇所明示的“文章憎命”之人生认知。《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文中幻设和现实交织，其现实是日常，其幻设则是异变，但日常中也有异变，幻设中也有日常。此种书写，融汇在《聊斋志异》的“性歧变”“壮伟”“子嗣”“精怪”“疾病”等书写中，其中所含蕴的“孤愤”，实则是蒲松龄个体生命意识的表征。此种阐释，可进一步揭橥《聊斋志异》“孤愤”的内涵，也可通过此种解读进一步抽绎蒲松龄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