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官文化发达,文学繁荣,人们的史学意识浓厚,创作欲望强烈。论文把唐代传记文学置于繁盛的学术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出唐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论文阐明了唐代传记文学与《史通》、古文运动精神实质的相通相契,认为《史通》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史官文化的成熟。初步考察了唐代主要传记文学作者的构成情况,并由此引发出对传记作者的本体思考,进而论述了唐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原因,分析了唐代传记文学的“传主”构成情况。论文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揭示了唐初“八史”的传记艺术,认为唐初“八史”尤其是其中的《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史传不仅在思想上注重“以史为鉴”,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文学性,具有文史交融的特点。唐代“传”记文以儒家精神为思想底蕴,在某些自传性质的“传”记文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追求隐逸的出世思想,更在传记艺术上继承前代史传文学精神并有所创新,“寓言性”传记、“滑稽性”传记、唐代“小说性”传记反映出唐代“传”记文的新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塑造了一代高僧玄奘的生动艺术形象,论文着重论述了此传记在艺术手法上的诸多创新。论文从情感表达和文化两个角度展开对唐碑志的论述,认为唐碑志极为注重情感的表达,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改历来碑志生涩枯燥的形象,而对唐碑志的“谀墓”,认为应给予“同情”之理解；此外,从母亲形象、传统文化精神等方面阐释了唐碑志的文化价值。论文以唐代主要传记文学作者为中心进行个案研究。王绩传记文用淡朴简省的语言,批判现实,寄托情怀,王绩实是个牢骚的隐者。韩愈以古文革新的精神,致力于碑志的创作,以应用之文抒怀言志,以传状之文叙事摹物,显示出杰出的传记文学艺术才能,此外,韩愈《顺宗实录》亦具有较高的传记文学价值。柳宗元敢于突破史传的传统,为平凡百姓立传,创作了一系列“平民传记”,这是柳宗元传记文学创作的动人处。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韩门弟子”的传记文学作品大体具有平实醇正的风格特点。杜牧、孙樵、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晚唐穷愁之士的传记文学创作为末世文坛添上了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