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来源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孔子作或者修《春秋》。孔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以他所谓的“道”作为其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以促进社会历史的良性发展为己任,他的事业的精神内核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本要在政治实践中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但四处碰壁使他不得不转换理想的实现方式,要通过修史来表达自己关注历史、干预社会的强烈愿望。 春秋笔法是《春秋》记录历史所运用的书写方式,包括直书、褒书、贬书、讳书、例书等五种基本笔法。它以实录为核心原则,同时又注重在史事中寄寓深刻的褒贬,是实录与褒贬的矛盾统一体。修辞是实现实录与褒贬统一的桥梁。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春秋笔法的精神内核,春秋笔法体现了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历史的可贵品质。 《史记》以实录为基础,但《史记》也寄寓着司马迁的褒贬观念,承载着司马迁的主观情感,司马迁著作《史记》有意识而又十分自然地继承了春秋笔法的精髓。在《史记》中,实录与褒贬的统一仍是借助于修辞。司马迁正是运用修辞技法操纵史事,才能在获得史学上成功的同时获得文学上的成功,《史记》才能成为文史合一的光辉典范。 《汉书》往往不动声色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的记录,表现不出春秋笔法中包含的那种积极主动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载体是修辞,在《史记》中具体表现为文学性的审美因素。《汉书》在这一点上与《史记》发生了偏差。《汉书》中的修辞在本质上失去了作为史家褒贬评判的载体的意义。 历史学逐渐走向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它要求著史要客观、规范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史学成为科学是中国学术文化不断发展和人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而正史著作逐渐脱去文学性的审美因素向着纯史学的方向演进,则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学是春秋笔法得以传承和发扬的深厚土壤。春秋笔法中所包含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历史的精神也随着史与文的分离从正史著作中转移到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