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再次开始建设的文学审美论,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步入危机状态。我们通过研究“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发生、发展过程,不仅可以探讨这一范式的类型特点,也可在新的时空之中来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首先,梳理、归类、分析自19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审美论的论争,展现它们碰撞的焦点,揭示文学审美论的危机实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的关键问题、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选取“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主线上,与文学审美论论争紧密相关的几个代表性的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以开放的态度,采用事件化的方法和场域理论的方法,清理它们的历史来源;叙述它们发生发展的景况;揭示它们所针对的问题、所处的场域;挖掘每个理论各个分支的文学审美观的内涵;结合文学审美论论争,剖析各家文学审美观,揭示其理论价值与局限。再次,结合美学史,梳理“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来源主线;结合上述研究,发掘“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最后,在上述基础上,结合审美解构论的局限,以超越“强制阐释”的视角,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问题。本文主要笔墨用在对“八十年代”“人学”的审美论、形式的审美论、意识形态的审美论的研究上。在此之前,揭示“八十年代”初,国际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政坛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坛上拨乱反正的状况,从中见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对象:文学工具论;回放文学审美论开始起步时的几个脚印:“共同美”的讨论、“形象思维”的讨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揭示政治界与知识界在“拨乱反正”的共识上相互借力的景况;当这个脚步迈到“为文艺正名”、“形象表现”说、“美学批评”标准、“形式主义”、“新的美学原则”的时候,也就是到1980年为止,文学审美论的主要内涵,即审美、情感、形式、表现、内心感受、精神自由等都被触及,它正式发生了。此后,由文艺心理学的审美观、文学主体论的审美观、文学的“人类本体论”的审美观构成的“人学”的审美论针对文学工具论舍弃文学中人的主观、主体因素,主张文学是充满自由的主体,在情感体验基础上,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主张文学具有自由性、情感性、生命体验性、超越性与情理相融性。由形式本体论的审美观、语言学文论的审美观、符号学文论的审美观构成的形式的审美论主张以“内容化入形式”,超越与工具论相应的“内容决定形式”;对西方语言学文论进行批评、改造和拓展,主张文学的语言的形式性、文本性、结构性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文学的社会性、历史性、主体性;探讨符号传达情调的方式,探讨文学符号的非特指性,主张文学是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从扭转文学的上层建筑观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论,首先为文学从政治那里松绑,继而建构了“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三个方面,既体现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建构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也具有逻辑层面的不断提升,它首先解决对人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再接着解决对于文学形式的认识问题,最后,为了能够整合提升文学审美论的理论水平,提出了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不是简单地回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之中来讨论文学特性,而是更深层次地展开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可能融合的讨论,为“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提供了一个较为宏大的理论体系。“八十年代”的文学审美论有三条理论来源主线,其源头分别是康德的美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观以及西方语言形式文论。“八十年代”文学审美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多角度、多层次探讨文学审美特性,直面创作不自由的时代问题,在深层上通联人本主义精神。其局限是探讨“审美”内涵还不够系统、清晰,处理文学多元性质与审美性质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恰当,定义文学还保留“意识形态”等。这些局限留下的理论裂缝被审美解构论越撕越大,最终导致文学审美论的危机。不过,无论是理论价值和还是理论局限,对思考文学审美论的再发展都有意义。文学审美论所针对的问题并没完全解决,对它的论争也未成定论,而解构论的一些学说对文学审美论有着不少误解,如对其审美无功利性、审美中心主义、审美封闭性、审美自主性等的误解。审美解构论夸大建构主义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程度,模糊了文学审美与生活审美的界限,忽视了审美批评的必要性。因此,文学审美论并未过时。它的危机源自基于二元对立思维,对“审美”概念的随意理解,对“文学审美”的分裂性理解。据此,本文思考“审美”概念的基本内涵,并由此强调“文学审美”是生命体验与语言符号创造(含艺象构思与传达)的同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