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传入汉地的三百余年间,高僧们主动吸收了汉地在文集诗作前附写序文的做法,形成了中国佛教经序。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为佛教经论题写“御制经序”的行为,虽然影响力也有限。但是却成为了帝王通过世俗权威利用佛教的一种尝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唐代初期,在佛教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五位帝王受译经高僧所托,出于平衡政教关系、维护统治的考量,为新译佛经题写了9篇“御制经序”。此外,从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武则天为追念双亲,于咸亨年间（670-674）至仪凤年间（676-679）由武则天题写的2篇“御制经序”,虽在传世文献中毫无记录,但是从题写时间与文本内容上来看,与武则天为新译佛经题写的“御制经序”息息相关。因此,本文立足于唐初诸位帝王平衡政教关系的政治需求,对以上11篇“御制经序”展开研究:第一章,通过分析唐初“御制经序”的历史背景,得出唐初帝王通过题写“御制经序”协调政教关系的必要性。首先,佛教经序的发展与“御制经序”的产生,为唐初“御制经序”通过世俗权利对佛教施加影响,创造了形式上的基础。其次,唐代初期,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佛教的发展状况,使得诸位帝王产生了协调政教关系、平衡三教势力的政治需求。唐初佛经翻译活动与中国化佛教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则为诸位帝王题写“御制经序”提供了客观条件基础与主观意愿能力。第二章,围绕着具体帝王与佛教关系下,唐初“御制经序”的发展脉络与文本内容而展开。其中依据唐初“御制经序”具体题写过程,将其发展脉络纵向划分为:奠基、继承与成熟,三个历史阶段。敦煌文献中武则天的2篇“御制经序”,从时间与内容上来看,此后是武则天为新译佛经题写经序的基础。唐初“御制经序”的文本内容,则包括了佛教发展、佛经内容、题写理由、译经高僧四个方面。其中部分内容,因为受到了时代风尚、具体题写背景、个人书写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出了与唐初“御制经序”发展脉络相一致的差异趋势。第三章,基于唐初“御制经序”特征与意义的分析,最终回归到诸位帝王题写“御制经序”的政治需求上。因而唐初“御制经序”体现出了传承性、思想性与权威性相结合的特征。而在意义与影响方面,唐初“御制经序”客观地促进了唐初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唐初诸位帝王题写的“御制经序”,作为协调各方势力、巩固政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意在满足其在政治上的诉求。对于此后帝王处理与佛教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致使后世帝王竞相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