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提出“回归制造业”战略、德国实施“工业4.0”,我国也在国家层面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无工不强,未来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凸显在制造业上的竞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是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间支撑的,随着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进入存量时代,以及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城市“退二进三”的热潮,许多城市面临着工业制造业用地效率低、工业用地大量流失的现实问题,工业用地保护刻不容缓。目前有不少城市开始掀起工业用地保护区块线的划定来保护工业用地,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单方面研究工业用地用途变更机制或工业保护线的划定上,将两者割裂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关认识的局限性,也无法有效解决存量工业用地更新环节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将工业用地保护的视角聚焦在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环节,尝试进行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的协同机制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有:（1）识别归纳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类型;（2）进行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的协同机制研究。（3）提出构建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协同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使用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以及博弈论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对我国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识别并选取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影响因素。然后根据选取的因素根据cs QCA的方法进行分析,识别归纳出4种类型的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组态构型,并根据不同类别分析工业用地保护的困境,分析出造成困境的两条成因:价值误区以及利益冲突下的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协同机制缺失。对于第一点成因,需要采取宣传教育的方法进行价值纠偏即可。对于第二条成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针对该问题,后续研究首先进行存量工业用地利益相关者分析,识别并选取了三大类五小类利益相关者,为后续协同机制的研究奠定基础。针对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的基本矛盾是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利益博弈现实情况,使用动态博弈与演化博弈方法重点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并从政府与企业、政府内部（地方政府与地方土地管理部门之间）、社会群众与政府企业之间三个方面分析进行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协同机制的研究。研究发现: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发生变更主要原因有变更有利可图、变更监管不力以及城市规划者前瞻性不足三个方面,未来对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乱象也可根据这三大原因进行相应管控;同时研究得出的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的类型有政府主导型城市中心区工业用地变更（C1）、政府主导型工业用地社会文化目标性变更（C2）、政府主导型非核心区城市转型目标性变更（C3+C4）三种合法性变更以及企业擅自变更工业用地用途的违法性变更4种。对于C1、C2型的工业用地变更,是属于城市发展阶段的合理变更,且通常情况下用地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变更后所在地块的相应的经济效益、社会文化效益都得到显著的提高,因而要有效合理的引导变更。对于C3+C4型的工业用地变更,是对以往粗放型土地投入以及环境污染比较大的项目进行的变更,通常发生在发达地区的乡镇以及原有的工业园区。根据是否符合城市转型目标合理引导变更,否则坚决实行清退,并对变更后的环境效益、土地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的企业提供嘉奖。对于企业擅自变更工业用地的,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擅自变更的违法成本,责令将土地变更回工业性质。研究建议:在地方政府与地方土地管理部门间的协同方面,地方政府应进行价值重构,摒弃经济利益优先,注重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协调的综合效益。在此基础上,确定以政府主导或政府主体作为协同主体,构建专门负责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的部门或者平台作为协同载体,制定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条文作为协同工具,以期达到协同的目标;在政府与企业间的协同方面,政府会基于土地所有权视角以及公共管理视角双视角管理工业用地,且随着城市发展程度的提高,政府赋予公共管理视角的权重也会相应增大,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程度在鼓励企业积极响应政策方面下足功夫,达到良好的政企合作效果;在社会群众与政企间的协同方面,周边居民监督政府企业的用地行为,科研咨询机构为存量工业用地用途变更与保护的发展提供科学建议,政府与企业也应多了解社会群众的需求,引导并保护好工业用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最终根据以上研究过程及结果,提出政企信息及时沟通,明确协同目标、设置变更与保护管理机构、强化激励和监管、融入第三方力量,构建公众参与模式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