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是贫困人群聚集存在的最基层地域社会,贫困村不仅是一个基层社区单元,更是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战场之一。本研究以贫困村为研究对象,以“灾害风险、秩序与进步”为分析框架,把“风险”作为一个因素引入社会学“秩序与进步”研究主题之中,关注贫困村灾害风险、应对与社区秩序、进步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同时,本研究将贫困村置于扶贫开发、社区建设与治理、灾害风险管理等大的政策体系之中,以“社区”与“日常生活”为视角对在灾害风险应对实践中不同主体的干预性介入而形成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践与效果分析,力求发现贫困村社区及农户、国家、市场及其他主体在贫困村灾害风险应对实践经验与模式中的优势与不足,尝试探索构建贫困村灾害风险应对机制、路径与方法,力求实现贫困村脱贫致富与灾害风险应对的良性互动局面。在本研究中,灾害风险应对主要包括灾害风险规避、灾害风险转移、灾害风险应急与灾害风险适应等内容。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深度访谈、座谈及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第一,关于贫困村灾害风险规避实践。贫困村是一个灾害风险密集分布的基层“风险社会”,社区结构、秩序与发展都具有灾害风险的特征,社区层面及农户在长期的灾害风险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我应对的传统策略是贫困村灾害风险规避的主要策略,社区结构及生产要素的分配、日常生活的组织、生计维持是社区自我应对主要策略的具体体现。国家与市场共同钩织的现代“技术一组织”灾害风险规避体系在贫困村社区的表现是惨淡的。第二,关于贫困村灾害风险转移实践。在贫困村社区内部,农户／社区之外的组织结构承担了相应的灾害风险彼此相互转移分担的功能。农户日常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发现在一定程度是基于未来不确定的灾害风险而发生的,从而构成了因灾而至的生计风险相互分担的机制,实现了社会关系与结构的传承。在社会保障体系下,国家成为农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之外的一个效果较好的风险转移对象。而各类市场保险由于不同主体的动机追求与游戏规则并没有很好的对接,有序的互动局面和良好的衔接机制并没有建立,其所承担的灾害风险转移功能并没有很高的发挥。贫困村的灾害风险转移实践仍处于传统习惯框架之中。第三,关于灾害风险应急实践。在中小型灾害风险应急方面,贫困村仍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内统筹和消费平滑策略主导下单一农户自救模式,现代“技术—组织”减灾救灾系统无法有效抵达贫困村社区内部,宗教救助、社会捐助及社会组织参与等其他外界主体的介入异常微弱,市场(保险)的介入同样取决于所保财物在灾害风险面前的脆弱性程度。政府基本上是缺位的,市场与社会介入几乎是空白的。外界主体与村庄社区及农户对灾害风险的干预是非常弱小的。其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村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生计风险干预是成功的,尽管没有促进发展,但至少确定生计安全。而在巨灾应急方面,强大的国家资源动员与整合力是贫困村灾害风险应急的保证,但毕竟实现了外界主体与社区内部主体的有效互动,且国家现代的灾害风险应对机制成功到达社区内部,并发挥了巨大效力,避免了贫困村社区秩序的解体,有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关于贫困村灾害风险适应实践。外界干预程度的不同,贫困村社区及农户的灾害风险认知、理解与接受都呈现出不同的路径：“消极”与“积极”的差异。外界主体干预程度越强,其适应灾害风险程度越高。在多元主体互动之下,灾害风险是可以利用的,能否利用同样取决于外界干预程度。由此会形成的不同灾害认知、日常生活态度和生产生活中的行为选择。单一农户及贫困村的灾害风险适应都有着外部化特征,农户对社区及国家、社会及市场有着较重的社会预期、政策渴求和资源依赖,而社区对其以外的主体同样存在的政策依赖与资源依赖,这在不同灾害风险应对模式之下的贫困村都普遍存在。第五,以扶贫开发为载体的灾害风险应对新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试点贫困村所开展的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实践及其力推的新模式,为灾害风险应对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经验：单一的灾害风险管理和单一的扶贫开发都无法实现各自应有的目标,两者的结合才能实现贫困与灾害风险的“共治”。因此,对于贫困村社区来说,构建新的贫困村灾害风险应对机制,必须以扶贫开发为载体,实现灾害风险应对与扶贫开发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