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n和Levinson(1978/1987)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了解释面子和礼貌关系的范式。面子被界定为“公共的自我形象”。当人们遇到威胁面子的行为时,就会采用礼貌策略避免或减缓面子受到威胁。他们同时提出,在人际交往中影响做出礼貌决定的有三大社会变异: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和强加等级。这一经典范式完全建立在西方英语文化的基础之上,当今常因体现种族中心论(ethnocentrism)而受到重新审视和批评。诸多学者认为礼貌—面子的解释模式忽视了东方文化特性,无法合理阐释特定文化中面子和礼貌的关系以及面子的属性。先行研究表明,汉语中的面子更具有其自身的特性,不适用于礼貌—面子的解读模式。因此,本研究以批判Brown和Levinson(1978/1987)经典理论为始点,依据由社会心理学衍生而来的身份理论,采用基于语料库、电视剧、问卷调查收集语料的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本论文研究的对象为汉语人际社会交往中的面子表征(MIANZI-representation),具体而言,研究汉语中由“面子”和“脸”体现的明示性面子表征。根据研究对象,本论文设计了三个研究问题:(1)汉语中的面子是如何表征的?具体来说,汉语中“面子”和“脸”是如何表征的?两者有何异同?(2)汉语中的面子表征有哪些特征?如何解释?(3)汉语中的面子概念与西方的面子概念有何不同?如何界定?同时将社会心理学视角的身份理论(Brewer&Gardner,1996)、自我呈现理论(Schlenker,Portanri,2000;Schlenker,2011)和面子敏感性理论(Spencer-Oatey,2007)作为理论依据,并提出了本论文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汉语中自我呈现与面子表征的关系、影响面子表征的敏感因素,以及面子表征的多层面特征。根据多源语料的数据,论文依次呈现了相关数据的质化和量化分析结果,包括“面子”和“脸”表征的搭配形式、出现场景、敏感因素、呈现层面以及使用频率;社会—文化—认知三维度对面子的影响因素及“面子”和“脸”的敏感因素;相同动词与“面子”和“脸”的突显搭配形式;“面子”和“脸”在不同层面的呈现,以及面子概念的感知评价。根据语料呈现的结果,本论文分别从“面子”和“脸”明示性特征、交际者人际关系特征,“面子”和“脸”搭配形式及其异同、“面子”和“脸”的敏感因素及其异同、一般意义面子的特征,以及社会、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影响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为探讨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结合分析的结果,依据身份理论的自我呈现视角和面子敏感因素视角,围绕汉语中“面子”和“脸”的概念差异、汉语中“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与西方在概念上的差异、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的多元属性,以及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的界定几个方面展开讨论。本研究发现:1.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主要由“面子”和“脸”两个概念体现,这两个概念至少与33种搭配形式使用,鲜明地体现出明示性表征的特点;面子表征或诉求发生在个体层面、关系层面和集体层面,因此存在着个人面子、关系面子和集体面子;“面子”和“脸”体现出诸多相似性;同时二者的敏感因素也存在着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表征的层面来看,“面子”多呈现于社会层面和关系层面中,个体层面相对次之,倾向于体现交际个体社会心理属性;而“脸”多呈现于个体层面中,社会层面和关系层面次之,倾向于体现交际个体社会文化属性;从敏感因素来看,影响“面子”和“脸”的敏感因素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然而,“面子”对虚荣和社会观念因素的敏感性和“脸”对道德和社会准则因素的敏感性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特点说明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概念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面子概念。2.汉语中存在“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区别,但体现于自我和他人对面子诉求或表征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态度。“积极面子”是在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约束或影响下,交际个体期望的被接受、被认可或被赞赏的正面的或积极的评价,而“消极面子”是在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约束或影响下,交际个体期望不被拒绝、不被否认或不被排除出的负面的或消极的评价。“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互为存在,体现出面子的得与失。这与Brown和Levinson界定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存在显著差异。3.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一般意义或统合意义的面子)是由一系列与社会、文化、认知相关联的要素所构成的概念集合:面子=概念1,概念2,概念3……概念n。具体而言,表现为自我和他人基于身份特征对面子表征或诉求根据社会和文化价值作出的评价。因此,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概念不是西方学者所定义的“公共的自我形象”,也不是“自我形象”(Goffman,1955;Brown&Levinson,1978/1987)等等,而是有其独特的性质。4.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表征具有多元的属性,如表征的明示性、表征的自我—他我—超我的统合性、文化的基因性、人际的互为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多维性。其中,表征的明示性突出呈现出面子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表达的差异性。西方人往往采用不同的礼貌策略隐晦地表征面子,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在社会交往中明示面子。表征的自我—他我—超我的统合性反映出汉语中面子体现的个人与社会和群体的关联关系。文化的基因性则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的面子受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人际的互为性说明中国人的面子是可以相互给予,体现出面子文化的人际关系。最后,影响因素的多维性体现了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认知因素对面子表征的多元影响。这些特征诠释了汉语中的面子表征具有其显著的文化特性。本研究得出结论:汉语中的面子表征有其鲜明的文化特性,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概念与西方英语文化的面子概念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方面说明西方经典的礼貌—面子范式无法合理地解释汉语中的面子,另一方面也呼唤语用学界应从不同理论视角深入探究汉语文化特性的面子和面子交往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体现其文化特性的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