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伯恩施坦(以下简称伯恩施坦)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第二国际初期,伯恩施坦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为世人所熟知,但由于他后来走向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受到最多批评的人。国内外的学者也大多是从修正主义的角度对伯恩施坦进行研究和批判的,但本论文则从伦理学转向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时期有一股“回到康德去”的潮流,作为同时代的人,伯恩施坦也没能独善其身,所以对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研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的发展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国内关于伯恩施坦转向的研究,从而能够多一个角度理解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使得对伯恩施坦的研究更加立体化、更加丰富与全面。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章节论述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第一章主要论述伯恩施坦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伯恩施坦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梳理并分析伯恩施坦走向伦理学转向的原因。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指导核心的第一国际组织走向衰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期,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尤其是德国已经从第一次大萧条的危机中渐渐走出,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而在第二国际成立尤其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后,合法的议会斗争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主流。这时候,马克思主义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讲坛社会主义者”披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外衣,打着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却干着污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新康德主义者则直接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主张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些新变化对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实际上,伯恩施坦走向伦理学转向与他个人的经历也密切相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逻辑前提。首先,从一定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从人出发而最终也是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学说,但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将这一观点庸俗化了,认为人最终地自由发展是一种内在必然性。现实的一系列变化让伯恩施坦对这种内在必然性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忠实于时代的新变化,伯恩施坦认为人应该追求现世价值。伯恩施坦认为即使议会斗争的方式存在削弱社会民主党革命性的可能,但是比起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增加其物质利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为了使人获得当下政治与经济活动上的自由,伯恩施坦开始有意识的搁置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其原因就是伯恩施坦认为无须消极地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到来,人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为最后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有了这样的意识,伯恩施坦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开始崇拜拉萨尔所提的“人民国家”,这一国家观主张工人不需要进行暴力革命,只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与道德觉悟,因为随着普选制的普及和工人数量的不断增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会逐渐消失,而此时的国家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中所说的必须消亡的国家,而是由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所组成的“人民国家”,这种国家自然不用打破,而是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工人只需要积极追求现世价值,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消极无为地等待。然后,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由于不再认同那种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论断,伯恩施坦开始诉诸于伦理因素。他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除了经济因素还有利益、认识和道德等伦理因素,伯恩施坦指出这些因素也是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承认的能够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了给“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点,使该理论保持在场性,伯恩施坦套用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去”的口号,意图借用康德的“批判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传统教条”进行批判。为了增加自己观点的说服力,伯恩施坦进一步主张“回到朗格去”,意图借用朗格的观点,即用伦理道德等观念力量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在经济必然性的教条观点。伯恩施坦的意图是借用朗格来告诫其他社会民主党人要敢于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从而去寻求“新的真理”,而这一“新的真理”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历史观。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的逻辑推论。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制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斗争策略。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应该是“经济决定论”式的,而应该同时注重经济因素和伦理因素。同时,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科学,就应当抛弃只会陷入“概念的自我发展”怪圈的黑格尔辩证法。为了保持真正的科学态度,伯恩施坦坚持一种不可知论的思维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只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剩余价值也只是“一个以假说为依据的公式”。因此,不应该把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客观规律,而作为一种伦理动机去激起工人产阶级的正义与道德才是剩余价值的真正职责。与此同时,伯恩施坦认为,现实的情况已经证明议会制度能够提高人民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因此为了人民的利益适时地对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和联盟不失为一种可取之道。而对“人民国家”的追求也使得伯恩施坦忽视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认为运动才是一切。同时,借口维护住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自由与权力,伯恩施坦极力反对大规模的工人群众罢工,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坏处总是多于好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对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批判性反思。伯恩施坦在发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问题”之后,便第一个站出来加以反对。他从人的权利与利益的角度出发,宣称人应追求现世价值。伯恩施坦这样做一方面是尝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另一方面也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消极地等待革命和社会主义到来的态度的一种批驳,从这一角度来说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具有部分的合理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伯恩施坦本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没有分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是被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很显然,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是在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伯恩施坦的观点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的来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现实的人,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污蔑使得我们不得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进行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