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开始步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阶段,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性决定了解决多维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进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多维相对贫困的解决需要更加关注和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福利状况,老年人口是我国现阶段老龄化和高龄化日益加深社会背景下最重要的弱势群体之一,相应的,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问题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口面临着收入水平降低、健康状况变差、自我发展能力衰退和认知能力下降等内在致贫因素和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备等外在致贫因素,导致老年人口相对于其他年龄段人口更容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防范和化解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不仅有利于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而且也是我国共同富裕目标下“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金融是扶贫开发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倡导和发展普惠金融,旨在为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广泛地享有可负担且持续的各项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在数字化时代下的产物,具有更强的共享性、包容性和普惠性,能够提升老年人口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拓宽老年人口的投资和融资渠道,提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手段,降低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成为解决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助力手段之一。但是受到互联网基础设施接入性差异、老年人口互联网的使用差异以及老年人口知识能力差异等方面数字鸿沟的不利影响,使得老年人口在数字化时代遭受了数字排斥和金融排斥,抑制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因此,在老龄化与数字化交汇的时代浪潮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产生何种影响,并且厘清老年数字鸿沟的调节作用对于引导老年人口积极适应数字社会,享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消弭老年数字鸿沟,让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老年人口扶贫,提升老年人口福祉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遵循“理论梳理—事实描述—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思路,运用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三种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清晰界定本文研究过程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阐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其次,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事实描述。再次,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最后提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积极作用的政策建议。经过全面深入的论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立足中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借鉴并拓展了多维相对贫困理论,构建了包括收入、健康、社会保障、教育以及生活环境五个维度的测度体系对中国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进行准确测度,发现当前中国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呈现出动态减小的趋势,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得到逐步缓解和改善,并且中国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区域及群体差异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分解表明教育维度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收入维度,再次是身心健康维度,生活环境维度的贡献率最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作用机理和间接作用机理来影响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在直接作用机理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老年人口的收入、健康、社会保障、教育和生活状况五个方面进而直接作用于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的数理模型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减缓风险冲击来直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在间接作用机理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担保要求从而提升了老年人口的信贷可得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投资便利性、促进金融信息获取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老年人口的资产可得性,信贷可得性和资产可得性的提升最终减缓了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是,老年数字鸿沟的存在减少了老年群体的经济机会,抑制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造成了相对剥夺和数字排斥,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第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3、2015和2018四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口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的概率和多维相对贫困的程度,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覆盖广度的影响次之,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口在收入、健康、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维度的相对贫困,但对教育维度相对贫困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个体、家庭以及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间接影响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和资产可得性两个渠道缓解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是老年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其中使用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使用沟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知识沟和接入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数字反哺越好以及社会互动越活跃,那么越能降低老年数字鸿沟的负向调节作用。第四,基于事实描述与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积极作用的政策建议。首先,建立国家层面的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以及细化的区域或群体测度体系,实现对老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同时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与国家的各项政策协同配合;其次,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有序健康发展,拓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落实数字普惠金融分类精准施策,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再次,提升老年人口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意愿和能力,着力提高老年人口的数字普惠金融信任程度,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深度融合发展,创新适合老年人口的“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关注老龄金融服务需求场景,加强适老化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最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老年数字鸿沟治理,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以及提高老年人口数字金融素养来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进和扩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理论机理。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直接影响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老年人口的特殊性,将数字普惠金融与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用广义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描述,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老年人口的资本投入,提高产出,产出的增加就意味着贫困的减缓,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容易受到健康、消费等方面的风险冲击,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风险冲击带来的损失,避免老年人口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进而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二,系统全面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本文将宏观的地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微观的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相匹配,探讨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其中,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是一个关键,本文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综合考虑老年人口自身禀赋特点以及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目标,构建出合适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从而能对新时期下我国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作出准确评估,为老年人口贫困的预防和治理提供事实参考。在测度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总指数及其各个一级维度能否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并进一步考虑个体、家庭以及区域异质性,最后从信贷可得和资产可得两个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间接作用渠道。第三,将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纳入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研究框架中。本文在建设数字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构建包含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的老年数字鸿沟指数对老年人口群体在数字社会所面临的数字鸿沟进行定量测度,实现数字鸿沟从宏观到微观个体的准确和有针对性测度,并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过程中,探究老年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老年数字鸿沟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并从数字基础设施、家庭数字反哺以及社会交往互动三个角度分析如何缓解老年数字鸿沟的消极调节作用,进而消弭老年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口融入数字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