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亿龄(1496-1568),字大树,号石川,善山府人,世称湖南词宗,是十六世纪朝鲜时期的著名文人。林亿龄早年丧父,师从讷斋朴祥。正德丙子登上庠,嘉靖乙酉擢大科,自此登上仕途。历任讲院、弘馆,累拜宪谏诸官及舍人,最高职为承政院代言。期间,曾出守同福、锦山二邑,观察江原道,最后为潭阳府使。林亿龄为人倜傥不羁,有奇节伟气；志操高洁,不屈世俗俯仰；如遇奸邪之事,则敢于仗义执言。晚年,更是正义凛然,至乙巳之难,则愤然弃官还乡,无复再出,以山水与诗酒自适。享年七十有三。著有《石川集》今传,现存诗2500余首。石川少以诗词名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他的诗歌常常追求将自然流露的情愫作为诗的根本,重视人类最基本的心性和感情表达。反映变幻莫测的生活事相时,他展示出身处逆境却满怀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心态。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故乡的回忆来消解现实生活中受到排挤而身心疲惫的孤独感。他追求自我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无心”境界,表现为风流道思想。进入晚年后,石川开始超脱而达观地审视世俗社会,极力追求隐逸的生活,真正体验与领悟到了淡泊而自由的“风流客”生活中的诗意。在诗歌创作理念上,石川的诗歌美学理论具有一定的体系化特征,这在高丽时代以及朝鲜时代的文艺批评中是难能可贵的。通过创作实践凝炼而成的诗学理论,在石川的性情美学建构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成就了石川独特的艺术理论体系。石川的诗学理论及其整体文学观,体现了他对主体性美学的大力追求,以及16世纪朝鲜美学意识的一些特性。石川接受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要素,并将其与自身的文学创作有机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范畴。他积极接受庄子思想,并努力付诸实践,将庄子的生活态度实践到自己的人生之中；石川的这种追求和内心世界,使他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石川也积极接受唐诗风格,他接受了盛唐诗人“吟咏性情”的诗歌风尚,从性情的自然流露中获取创作灵感,不拘束于修饰和韵律限制,开创了朴实、平淡的诗歌风格。石川将唐诗作为典范,自然地使用唐诗中的词语,而且通过使用的诗语映射出原作者。石川以唐诗作为典型,将技巧、意境和兴趣当成学习的典范。他充满唐风的汉诗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将内部情愫与外部景物相交融。石川认为将情愫和景物相交融的意境是理想的境地,崇尚唐诗含蓄的修辞手法。在诗歌表现上,石川常常将其内心深处充满对君主的忠诚、祖国的衷心以及对百姓的怜悯之情借诗歌呈现出来。石川是拥有透彻学者精神的朝鲜文人,他用冷静而深邃的眼光客观理性地思考着16世纪的朝鲜社会与自己向往的儒家思想无法契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他尖锐地批判了黑暗腐败的现实。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使他对仕途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于是,石川虽曾在出仕与隐逸之间挣扎、犹疑,但最终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诉求,毅然决然地远离官场,回归自然。在诗歌的创作价值追求上,他极为重视诗歌的审美教育价值,也极为强调诗歌的社会讽诫功用。同时,石川的文艺价值观与当时大多数道家学者的纯自然审美趣味追求相比,无疑是进步的,其中蕴含着主观情志与客观再现有机融合的文艺理念。石川认为这样的艺术才是纯粹的艺术,才是诗的本质,并将这种诗歌创作理念概括为“性情之真”。石川认为人为的技巧是低级的艺术表现,而那种浑融于自然的“调和”与自我“妙悟”的诗歌创作才能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在诗歌风格上,石川诗歌的主导风格是豪放与高洁,这一特色也一直贯穿于石川的整个汉诗创作之中。为官时期的作品,大致表现为初期的清新风格以及后期的飘逸风格；归隐之后的诗风,主要体现为被强权势力排挤后形成的沉郁风格以及彻底辞官后的平淡风格。总之,作为朝鲜时期的著名文人,石川的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在韩国汉文学史上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石川汉诗主题思想的指向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详细阐述了其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具体考察了石川对中国文化要素的接受情况,以及其汉诗的风格与变化样相。通过分析石川的诗歌创作观与美学追求,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唐代风格的接受意识,以及石川的汉诗创作主题与风格,重新探讨了石川的汉诗文学,为探索湖南诗坛以及整体朝鲜文坛的文学创作倾向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