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章学诚《文史通义》为中心,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共分八章。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清代是传统学术思想总结的时期,学者们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前人的学术思想成果,但是其研究方法也暴露出了博古而不通今、难识古人之大体等局限性,章学诚提出打破经、史、子、集的“门户”之见,从整体和全局把握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独辟了学术思想研究之蹊径。章氏学术思想中的“义”源自于其父章镳、“通”源自于启蒙老师柯绍庚先生。他提出“识古人之大体”的主张,并运用于方志编撰,是其学术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章氏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空谈义理、驰骛空虚到先徵实后义理、求真务实的转变,这主要得益于戴震和朱筠,他沉潜约八年后始撰《文史通义》,标志着章氏学术思想的最终形成。《文史通义》的撰述宗旨是以古代积累的学术成果为考察对象,条辨学术源流,评论历代群言得失,主张从整体把握,明学问本真之道。《校雠通义》的撰述宗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经学、史学、文学、诸子之学等汇为一体,从中寻找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脉络。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一脉相承至晚清的时代产物。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是以学术的发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学术诞生于有文字记载之后,学术汇于一是萌芽阶段的主要特征。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经学的独尊地位,尊经的学术观念也由此形成。《史记》是尊经观念下的产物,其“厥合六经”而“成一家之言”,彰显了学术汇于一的观念。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文笔才华成为了世家大族高贵生活的点缀和追求文义成为寒族进仕的主要阶梯,使原先依附于经学下的“文”异军突起,学术思想也由尊经转向崇文,生活于南朝宋齐间的刘勰,率先提出了以文为核心的学术理论,所撰《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将经学、史学、方技、天文等学术成果统归于文,初创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至隋唐,伴随着唐代帝王史学意识的觉醒和史馆制度的建立,史学异军突起,学术思想由崇文逐渐转向重史,生活于唐中宗景龙年间的刘知幾,率先提出了以史为核心的学术理论,所撰《史通》以史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以文为核心的学术理论,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内涵。宋代以后,很多学者主张摒弃训诂笺释之法而倡导探究经旨义理,学术思想也由重史转向偏重义理,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这为章氏《文史通义》文史汇通学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章学诚对学术史源头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其主张所有学术成果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的思想,多有借鉴启示意义。其中,六经是政教典章,三史是指《诗》、《礼》、《春秋》,六经演而为三史。《春秋》是纪传正史之源,《礼》是典章制度之源,《诗》是文辞诗赋之源,它们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源头。章氏指出,《诗》是文的源头,《春秋》是史的源头,强调史学在经学之前,又多得经学之遗,而集部之学则是子部之流变,依此大致可以缕析为史学和文学两大体系。章氏“文史”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古代学术成果重新认识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依学术源头而统合、依学术类别而统分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构建的原则,他所认为的学术源头,主要是指《诗》、《礼》、《春秋》;学术类别,则主要是指文、史两大学术体系。章氏学术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他认为经部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论,史部是儒家思想的历史得失,子部是儒家思想外的学说,集部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儒家思想,而汇通四部之学足可明义,这就构成了章氏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章氏特别强调融会贯通和“交相裨益”的学术方法论,以及延伸出来的以文证史和以史裨文两种具体方法,这开启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思维。章学诚提出的先秦学术由“官师合一”走向“官师分途”的特点;汉魏六朝学术“通经传学”的特点;隋唐学术“纷然无统宗”的特点;宋明学术“有道而无器”的特点;清代乾嘉学术“考证过当”的特点,都具有深远的学术眼光,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特质。章学诚汇通明义和“交相裨益”的学术思想最有学术价值,前者与近代学者倡导的新史学多有契合之处,后者则是主张不同类别之间的互证通义,对近现代学者的影响较大。而“沉潜不足”和“高明有余”则是章氏学术思想的主要不足之处。总之,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作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章学诚所提出的文史汇通学术思想,既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一脉相承至晚清的产物,又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