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误认识产生原因的探讨以及如何获得“如实知见（*yathāvaj-j?ānadar?ana）”的问题可以说是阿毗达磨（Abhidharmika）佛教所深切关注的核心话题。在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中,一切实存都不会超越自相（sva-lak?a?a）、共相（sāmānya-lak?a?a）的范围。因此,围绕现证“真实”（tattva）而展开的实践学说体系,必定与以自相和共相为核心的“实有学说”以及与此相关的认识论（Epistemology）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关于有部自相、共相的先行研究基本上都着眼于法的认识论和存在论（Ontology）领域。考虑到自相、共相都是在精神实践的背景中被提出,因此有必要将目光转移到作为其理论落脚点的禅观学说体系之上。本文以哲学概念思辨的方法为主,以梵、藏、汉文文本对勘、分析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为辅,以《大毗婆沙论》（*Abhidharmamahāvibhā?ā）和《顺正理论》（*Abhidharmanyāyānusāra）等正统有部论书为中心,考察其禅观体系中关于“三种作意”（*trividha-manasikāra）的论述,揭示出有部实践学说与其认识论和实有学说在理论上之一致性。同时,以认识论和存在论学说为理论基础去分析、探讨有部实践学说的哲学内涵。本文虽然是以《俱舍论·定品》的结构为主线来论述有部的实践学说,但是对于禅修理论作为既定事实的陈述并非是本研究的兴趣所在,这点也正是本文与先行关于有部实践学说研究的本质性区别的体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包含一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以观行方式、性质、行相（ākāra）、所缘境（ālambana）等与认识论有紧密联系的因素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胜解作意”（adhimukti-manaskāra）、“自相作意”（svalak?a?amanasikāra）和“共相作意”（sāmānyalak?a?a-manasikāra）各种禅观模式的认识论特性以及对于实践目标的意义所在;其次通过对比修证阶位中各种禅观模式之间的差异性,发掘出影响禅观次第设置的决定性条件,从而揭示出有部组织其实践学说的内部逻辑;最后,分析自相和共相的存在状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尝试以此为中心脉络对有部实践学说给予认识论的解读与阐释。除了以上的核心议题外,本文还试图对一下几个重点问题作一番详细地探讨,从而更进一步突出和深化本研究的主旨。首先要解决的是,有部所划分的“实有”（dravya-sat）和“假有”（praj?apti-sat）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中的具体内容以及此种划分对于有部实践学说中胜解作意的影响;其次是关于有部学说中“真实”和“真理”（satya）的内涵与界限问题。探讨此问题是如何直接决定实践学说的最终目标、实践的对象领域以及实践的方法论;最后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共相层级的不同划分是如何影响“世俗道”（lauikika-mārga）和“圣道”（ārya-mārga）两种实践学说的具体展开路径以及在“解脱论”（Soteriology）中的地位。通过对“胜解作意”“自相作意”和“共相作意”各种禅观模式的分析对比,不难发现,说一切有部修道论学说的展开是奠基于其实有学说和认识论之上的。简言之,通过“胜解作意”的“假想观”到“自相作意”的“真实观”再到“共相作意”的“真实观”,修行者的禅观所缘境的性质从“世俗谛”（sa?v?ti-satya）转向“胜义谛”（paramārtha-satya）,所缘境的范围由一法之“自相”变更为诸法之“共相”。通过此般循序渐进的禅观方式,修行者对“真实”的洞察力（praj?ā）逐步得到提升,最终获得“现观”（abhisamaya）诸法最高、最普遍存在状态——“十六共相”的能力。由此,观行者的精神实践路径可以说是“目光转向”过程,即目光先由世俗谛的“名”（nāman）转向特殊性的实存,继而在这些特殊实存之中看到它们所具有的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十六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