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共和主义的继承与背离——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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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的共和思想既是对古希腊、罗马共和思想的复兴,又是对古典共和思想的重新诠释。本文试图在与古典共和思想比较的过程中,阐明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特点,在哪些方面对古典共和思想有所继承,哪些方面有所背离甚至是颠覆。正文在结构安排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轮廓和核心概念”。本文选取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这两个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和实践为代表,对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概括描述,以“美德”、“自由”、“共和政体”、“积极的公民精神”等古典共和主义思想中核心词汇为线索,分析共和主义思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发展与演变并提炼出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四个特点——以美德为依托的公共善、混合政体为最好政体、整体主义自由观与积极自由观、自然和谐的主张。   第二部分“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马基雅维里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继承”是在城邦政治衰落,古罗马共和国不复存在,共和主义思想衰微,文艺复兴又带来了共和主义的生机的历史背景下分析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特点。此部分主要论述马基雅维里的共和思想对古典共和思想的继承。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公民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复兴也达到了鼎盛。马基雅维里就为复兴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推崇共和政体(混合均衡政体),重视公民美德的作用,其“自由”的概念也与古典共和主义思想中的“自由”有继承关系,在上述三个层面,马基雅维里的共和思想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更多表现为继承关系。   第三部分“古典共和思想的转向——马基雅维里对古典共和思想的背离”,这一部分主要阐明马基雅维里在继承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带有时代特征的重塑,包括对某些古典共和主义核心词汇和理念的重新解释,其中一些内容成为现代共和主义的发端,与古典共和思想的意蕴相去甚远。这些就成为了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中独具特色的部分,可以看作是对古典共和思想的背离。这一部分也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论述。   其一,共和制与专制的结合。在古典共和主义的理论中,共和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兼有君主、寡头和平民的成分。马基雅维里同样赞同共和政体,认为这是保有公民自由和维系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最为良好的政体形式,但是他并不排斥专制统治,甚至认为专制统治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且不可或缺的手段。这种论调与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实质上这两种制度在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体系中结合得相当完美。专制制度是在共和国开创之际不得不利用的手段,治顽症就要下猛药,必须有一个具有铁腕手段的人来力挽狂澜。而和平时期共和制更能维护共和国的持久和稳定。马基雅维里是在针对一种特别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来考虑共和政治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他对于专制制度和暴力的提倡已经脱离了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而具有开创性。   其二,对“公共善”的再思考。马基雅维里也赞同“是公共的善,而不是个人的善,使城邦变得伟大”,1也认同公共善的达成需要由公民美德的支撑,主要体现为公民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就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热忱。古典共和主义话语体系中,公共善是一个常用语,似乎没有人会怀疑公共善是否真的存在或能够达成。但马基雅维里对“公共善”提出了质疑。他对于公共善的再思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马基雅维里宣扬公共善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善、个人的善,个人的善不一定与公共善相一致。第二、马基雅维里把一些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并非属于善的范畴的内容也纳入到他所理解的善的框架体系中,但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公共善的达成。第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公共善”的达成是一种应然状态,一种永不放弃的追求状态,更重要的在于关注现实中不同的善之间的出现的矛盾如何解决。   其三,共和主义自由的走向:从整体主义自由向关注个体自由转变,从积极自由向消极自由转变。本文的第二部分已阐明了马基雅维里的“自由”思想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相一致的方面-共同体中,公民自由的实现依托于国家的自由。但是马基雅维里在“自由”这一概念上走的更远。古代社会中,公民对于自由的拥有和实现都以国家自由为前提,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集中体现为“整体主义自由观”。也可以认为古人从未有过个人自由的权利。马基雅维里并不赞同“整体主义自由观”,虽然他也会强调国家的利益,比如在战时(非常态情况下),公民应不惜牺牲自己来保卫国家,应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完全听命于国家。但是他对国家的张扬并没有完全排斥个人的自由。首先,在平时的生活中(常态情况下),“公民生活在由法律所保护的自由中,在面对众人和公开辩论时,公民敢于直陈胸臆”。1其次,马基雅维里还划分了“公域”与“私域”,这一点非常具有独创性和颠覆性。古代的公民只有也只能在“公域”也就是共同体的公共事业中才能实现道德完善和个人价值追求,而在马基雅维里这里,公民在“私域”中同样能实现个人价值。这就使得个人的不再完全依附于国家。无意中也为个人权利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四、美德的工具主义色彩。马基雅维里笔下的美德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美德,具有了很多功利性色彩。这一部分集中论述方面内容,第一、马基雅维里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基督教崇尚的某些美德如“慷慨”、“正义”与“诚实”等做了重新的诠释,他所看重的是如何运用这些美德产生好的效果,美德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例如对君主来说,“慷慨”的尺寸把握不好就变为了奢侈,从而导致客观的结果为增加了人民的税收,因此对君主而言可以抛弃“慷慨”选择“吝啬”。第二、不同的人应具有不同的美德。例如“君主的美德”和“平民的美德”所包涵的内容就不尽相同,君主的美德集中体现在“新君主”身上,而平民则应具有保卫国家,使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审慎。衡量这两种美德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君主已不受世俗德行甚至是宗教的束缚,凡是能够保持和发展政治权力,有利于共和国维系的行动都可以毫不犹豫的去做,为此可以不惜逆所有美德而动。无论君主的美德还是民众的美德,都已经不是古典共和主义话语体系中所注重的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修养,而是在政治生活中的决断力和适时采取行动的能力。第三、马基雅维里彻底地分离了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政治不再以追求伦理为目的。也不再讲求美德,私人领域的美德与公共领域的美德亦不能相统一。美德在他笔下更具工具性价值,这与古典时期的美德已大不相同,古典政治中的公民是为追求出色、高贵的德性而生活,德性是融入和贯穿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中的。第四、由于马基雅维里对于公民德性持有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制度与法律的因素在他共和政体中有所增强。   其五、对古典共和主义中“自然和谐论”的拒斥。“自然和谐论”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政治秩序由自然演化而成,自然生成的秩序就为和谐的秩序。其次,这种和谐也体现为城邦中的友爱政治,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和谐。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几乎都认为城邦是自然演化而来,遵循着部落——村坊——城邦的演化顺序。合理的统治秩序也是自然生成的,因为主奴之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城邦中,每个人天生被赋予的品质不同,因而所最适合从事的职业和在城邦中所处的地位随之不同。统治者是那些天生品德优良、才能出众的人,而被统治者则是资质平平的人,当城邦中的人都能各司其职、各守其序时,城邦优良的政治秩序就形成了,这也达致了城邦的正义。”1这也就是古代社会“自然和谐论”与“阶级和谐论”。马基雅维里则认为政治秩序无法自然生成,必须由外在力量甚至利用暴力加以创建。他不相信存在什么确定的组织原则(比如把国家看作有助于人的美好生活的共同体),开始抛弃自然的立场。他一直在探寻如何建立“新的秩序和制度”。同时他否定了阶级和谐的观点,指出阶级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不同的阶级与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都是合理而正当的,当利益不能满足时,矛盾和冲突就会出现。这一论点在普遍称赞和谐的古代社会和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不可不称为是一异端。在这一基础上马基雅维里又提出了更为颠覆性的观点:阶级冲突与社会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罗马共和国的强大就在平民与贵族间的适度冲突,每次冲突的结果是产生了更好的法律并更好的维护了人民的自由。但是同时马基雅维里也并没有极力倡导冲突,他主张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用法律、制度等手段加以规训,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制度的活力。“和谐”这一自古代社会以来一直被赞颂的价值就这样被马基雅维里否定了。   其六、平民统治抑或精英统治-平民与精英关系的重组。古典共和主义具有强烈的精英贵族主义色彩,例如古罗马官职施行无薪俸制,只为其公民提供了追求荣耀和卓越的机会,这就使得以工作为谋生手段的大部分平民与此职位无缘。再如古罗马代表贵族利益的元老院实质上掌握着至高的权力。古典共和政体也是混合着德与才的政体。马基雅维里则详细论述了平民相对于精英和贵族阶层所没有的特质与德行,从而得出一个革命性主张:平民政体更能维护共和国的持久与稳定。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赋予了平民更为重要的政治作用,精英的色彩有所消退。   第四部分“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的影响及评析”,这一部分着重论述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和笔者对其共和思想的评价。其影响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首先表现为它对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的传承作用。体现为从“美德中心”过渡到“制度中心”,从“贵族共和”过渡到“平民共和”,而重视制度和平民共和的思想符合现代社会共和主义的运行模式,也是现代共和主义的精髓所在。其次,笔者称之为马基雅维里“共和主义”的遗产。称其为“遗产”是因为其共和思想对后世共和主义思想家和非共和主义思想家如哈林顿、洛克、孟德斯鸠、休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影响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而呕心沥血的的建国者们的思想。他倡导的商业社会,为现代共和国理念提供了基础和可行方法。   最后,对马基雅维里的共和思想进行分析评价。这一部分着重对马基雅维里共和思想中突显的特点进行评述,如暴力观点、利益学说、冲突哲学、统治非自然正当的理论,还有其共和思想中蕴含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端倪,从而得出他的共和主义思想在继承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同时具有独创性和超越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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