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对政府供给偏好(规模、范围、结构)的经验考察为出发点，将政府供给偏好的决定及其效率评价与经济转轨的动态过程相结合，与短期政治过程相结合，与行政、财政体制选择过程相结合，从而论证了当前我国继续推进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两者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政府供给范围的演化与市场机制的功能演化相联系。对政府供给范围合理性的判断必须置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取向之别)、经济发展阶段(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别)和经济发展路径(自发演化与策略性设计之别)之中。我国的渐进经济转轨是一个受控的动态优化过程，只有寻找改革的新动力，以抵消经济转轨早期策略性选择产生的“异化”力量，推动整个动态优化过程的顺利完成，社会才能获得改革的动态收益。政府供给偏好的转变从早期作为推动改革的外生力量，越来越被改革的过程所内生。立足于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出现和社会群体的分化这一事实，立足于公共资源被政府机构、部门肢解而不能实现财政统筹和公共财政转型这一事实，我们利用简单的模型说明了政府规模、结构是如何在政治均衡而非经济均衡中被决定的，以及这一均衡的效率属性。进而得出：鉴于公共部门仍然掌握着大量本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权，这些资源配置权离所谓的公共产品提供相去甚远，故而可以通过市场化、民营化的方式缩小政府供给范围，从而缩小政治均衡与经济均衡之间的效率差距。在此基础上，对于不能或不应市场化的政府供给，应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民主之间取得平衡，通过改变政治均衡结果本身的位置来降低政治性资源配置带来的低效率。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对应公共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对应生产建设型政府。地方政府主导型下，行政、财政体制的“扁平化”改革可能不仅不能提高行政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反倒可能因“纵向晋升激励”和“官员横向控制权扩张冲动”而导致更激烈的地区间恶性竞争，从而强化政府主导与建设型财政的协同演化。民间主导型下，体制“扁平化”多是经济发展的内生需要，有利于公共品提供的地方性协调和规模经济的实现，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使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进入自发的协同演化轨道。因此，经济基础的改变最根本，同时可以通过改善“纵向晋升激励”，建立、完善“横向公共选择机制”，降低地方政府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局部利益超强扩张冲动。经济基础的转变是缓慢的过程，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行政、财政体制安排更可取。在经验考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从经济增长的角度重新总结了政府供给规模、范围、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种种可能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循环反馈因果关系。我们根据数据的结构特征分别利用误差修正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论表明政府资本性供给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公共服务供给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长期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应增长，这正是当前我国公共部门供给偏好及供给机制的问题所在。最后是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