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越来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化配置过程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劳动力的长期大规模流动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短期冲击和长期的持久影响。为了把握劳动力流动的规律，判断其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满足社会生活需要，非常需要从市场运行的角度探讨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和高效使用的学科。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本文从经济学视角重新界定了劳动力流动。所谓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企业间、乃至工作间的转移。根据这一定义，本文首先考察了具有一般性质的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四种形式；接着具体分析中国了的劳动力流动形式。中国的劳动力从不能流动到逐步流动，再到大范围、大规模流动，经历了一个转轨的过程。当前中国劳动力流动形式主要有五种：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国有单位流向非国有单位，在工作间流动和产业间转移。在五种流动形式中，最突出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在就业状态之间的转换和工作之间的转移没有引起人们特别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劳动力从低工资率处流向高工资率处。那么，工资率与劳动力流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两市场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细分为不同的子市场，各子市场之间不能实现一般均衡，因而各子市场的均衡工资率不同。劳动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以追逐高工资率为目标，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率，劳动力便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流动。所以，工资率的差异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这个结论具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论证了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理论表明，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和工作间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分别是地区收入差距和工作间收入差距；产业理论也表明，产业间收入差距诱发了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尽管中国劳动力流动形式有多种，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和跨地区流动。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种劳动力流动的诱发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总之，已有研究都将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但是，本文认为，工资率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技术进步差异才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终极因素。工资率差距与工资率持久变动决定于技术进步差异。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决定其是动态变化的，并且存在产业、部门和地区差异。所以，各个细分市场之间因技术进步的差异难以达到一般均衡。单一部门技术进步模型说明，在单一部门情况下，技术进步提高了工资率，使其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由此引起劳动力在就业状态之间流动；两部门技术进步模型说明，在两个部门技术进步速度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市场工资率存在差异，因此，劳动力从技术进步率较低的部门流向技术进步率较高的部门。技术进步不仅诱导产业结构变迁，而且依托于一定产业，技术进步的产业差异性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持久流动。产业布局必须依托一定空间，因此，农村、城市和各个地区就成为产业依存的空间，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差距都是产业(部门)空间差异的反映。所以，城乡间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都是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依托形式。考察三次产业间、地区间和所有制企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变动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能够很好地解释工资率的变动。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是技术进步。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本文把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归纳出前文分析的基本结论，并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