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共产党知识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接受这一课题,学界大致有两种解释模式,一是从目的论出发,以历史的必然性凸显共产党知识人的这一选择；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以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实用理性等来解释共产党知识人的这一选择。关于前者,学界的反思极多,基本上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叙事；关于后者,却也大都有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对相关历史进行了多重抽离,这一研究视野的不足,遮蔽了当时的历史场域,进而共产党知识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心路历程也被尘封起来。第二,研究者将目光集中于研究对象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从马克思主义的枝节、部分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辩证法等角度来解释研究对象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这一研究方法的不足,导致了对共产党知识人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思路的肢解,也因此肢解了他们选择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从共产党知识人的总体思路中来考察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心路历程,就可以发见这一选择是有其自身的独特逻辑的。在1917年——1927年这一时段内左翼知识界的思想谱系上,共产党知识人大致可以分为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以日、法、俄三国为中介。其中,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是典型代表。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第一代共产党知识人,因其意识形态色彩在当前的叙事模式中屡屡被误读。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解释,是以对共产党知识人的忽视为前提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双方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同。胡适的方案是“文艺复兴”,而李大钊的方案是“物心两面的改造”,陈独秀的方案则是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正是思路的不同,导致了选择的不同。面对西方文明来华,李大钊的新文化主张是“物心两面的改造”,唯物史观正是以其所揭示的历史与社会两个向度在李的这一思路的物、心两个向度上与之接榫,从而导致了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则围绕如何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其思路有一个从“国民运动”到“民治主义”再到“造国”的逻辑链条,随着这一逻辑链条的不断推进,陈独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主张。在“造国”时期,其主张为“大群众的联合”,在此,劳苦工农群众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合流了,即与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需要合流了,由此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着手组织中国共产党。而蔡和森、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的会员、后五四一代共产党知识人,则因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价值隔阂,一直被研究者进行着过度的文化解读。对于当时的中国时局,蔡和森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对革命方法的寻求中,蔡和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方法”。从革命的不可避免寻求革命的可行之法,这即是蔡和森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青年毛泽东也一直有着政治诉求,在其政治实践中,毛对诸多革命方法、政治思潮进行了比对,认为俄式革命“可以预计效果”,故“最宜采用”,这即是青年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受众情况,蔡、毛二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可能更为接近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本真。虽同为后五四一代共产党知识人,瞿秋白却是不折不扣的文人,五四文学青年的典型代表,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多了一重价值皈依的色彩,简单讲,这是一个“自解解人”的过程。总的来说,瞿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思路是新文化——新社会——新文化这样一种新文化向路,在这一逻辑向路中,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一部分。随着这一思路的构建完成,瞿也完成了从“忏悔的贵族”到“韦陀菩萨”的自我救赎,即将生命的意义寄托于人类新文明的创造中。从知识形态的属性来看,李、陈、蔡、毛、瞿分别为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文人。马克思主义正是满足了不同知识形态知识人的需求,进而被这些不同知识代际、不同知识群体、不同学习渠道的知识人选择、接受、阐释、发扬、实践,从而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