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然而贫困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不同的贫困线设定导致的贫困人口不同,直接关系到贫困人口的识别,贫困成因的分析以及扶贫政策的制定,同时不同地区,城乡差异均影响贫困的动态发展,我国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不仅注重贫困群体的收入,还要注重培养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国家政策、金融机构的支持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受家庭内部金融能力的影响,并表现出地区和家庭特征的差异。不同金融水平使得居民表现出不同的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如果居民拥有较高的金融能力,可以更好理解并获得银行贷款,保险服务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同时抓住所带来的收入机会,进行合理资产配置,制定合理金融决策,实现个人以及家庭的福祉。金融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评估其和相对贫困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对于防返贫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包含金融素养和金融服务可得性多项指标的居民金融能力指数,分城乡按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的相对贫困线法衡量相对贫困,运用Probit模型探究中国居民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居民房产和风险资产配置是否起了中介作用,最后探讨不同家庭特征和区域位置下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Probit模型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提高居民金融能力可以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2.居民金融能力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和房产配置避免陷入相对贫困,且房产的影响更大;3.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城镇比农村更明显,东部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明显,在金融能力较高、53岁以下、负债水平较低的家庭中,金融能力缓解相对贫困的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居民金融能力和相对贫困的不同衡量方式结果都具有稳健性。有鉴于此,本文的启示在于:加强居民金融教育,构建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支持的精确性,进而充分发挥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