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养殖业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食物生产部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产养殖国,产量和面积都居世界第一。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为解决中国城乡居民“吃鱼难、吃鱼贵”问题、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水平、降低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利用强度等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水产养殖业一直处于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之中,生产组织模式的不断变革促进了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而随着清洁生产理念的深入人心,水产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正面临着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抉择。这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适宜的生产组织模式能否激励生产者清洁生产并增加其收入,实现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统一?这一问题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内容:（1）哪些因素影响了水产养殖户选择水产养殖生产组织模式?（2）不同生产组织模式对水产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3）清洁生产行为能否提升水产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对于不同生产组织模式的水产养殖户而言,其清洁生产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本研究以探索生产组织模式对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驱动机制为研究起点。首先,从理论上探析交易费用与水产养殖户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关系,并从产业组织的视角分析不同生产组织模式对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清洁生产行为产生的不同经济后果,为本研究提供学理依据;其次,基于水产养殖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元Logit模型对水产养殖户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再次,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探索生产组织模式视角下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生成机理,以及不同清洁生产行为对水产养殖户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机理;最后,针对水产养殖户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特征、清洁生产行为成因与生成机理,提出激励养殖户清洁生产并提高其收入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契约视角看,我国水产养殖业主要存在完全市场交易模式、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三类,由于契约关系的差别,三者面临着具有显著差异的市场和机会主义风险。其中,完全市场交易模式水产养殖户与上下游厂商都没有长久契约关系,生产经营完全受市场机制影响,没有可靠的生产性服务供应者,也不具有可靠的销售渠道,面临的市场风险和机会主义风险都很大。横向合作模式养殖户与合作社或水产企业签订平等的横向合作契约,横向合作契约使得合作社和水产企业为养殖户提供可靠的生产性服务,但养殖户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完全市场交易,在销售端会面临一定的机会主义风险。纵向协作模式中养殖户与水产企业以及水产合作社之间存在纵向协作契约关系,纵向协作组织向养殖户提供生产性服务和产品购销服务,这一模式下养殖户面临较小的市场风险和机会主义风险,但由于养殖户与纵向组织之间体量的差异,如果纵向协作组织之间不能充分竞争,养殖户亦有可能遭受水产企业和合作社机会主义行为侵害。（2）水产养殖户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受到交易费用的显著影响,不同类型交易费用对水产养殖户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交易频率越高,养殖户越偏好于选择横向合作与纵向协作生产组织。不同资产专用性对水产养殖户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具有不同影响;当地理专用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增强时,水产养殖户更偏好选择组织更为紧密的横向合作与纵向协作生产组织;当设施专用性上升,水产养殖户更偏好选择完全市场交易模式。环境不确定性和生产不确定性对于养殖户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时,水产养殖户越倾向于选择完全市场交易模式这种更加灵活和短期的生产组织模式。随着生产风险增加生产不确定性增强,水产养殖户更倾向于通过加入紧密的生产组织,以抱团的方式规避可能的生产风险。（3）生产组织模式紧密程度显著影响水产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生产程序约束与产品质量约束是生产组织模式影响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中介变量;生产组织模式紧密程度对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在紧密型生产组织模式内部存在异质性,并且具有禀赋差异。在反事实情景下,模拟假设实际已经参与紧密生产组织模式的养殖户若未参与紧密生产组织模式,其清洁生产行为将下降;模拟假设实际未参与紧密生产组织模式的养殖户若参与紧密生产组织模式,其清洁生产行为则将增加。不同生产组织模式的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存在差异,其中参与纵向协作组织模式的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最积极,参与横向合作组织的养殖户次之,完全市场交易模式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最为消极。紧密生产组织模式对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具有禀赋差异,受教育水平较高、劳动力数量较多以及种植面积较大的养殖户,参加紧密生产组织模式后其清洁生产行为水平更高。生产组织模式既可以直接作用于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也可以通过生产程序约束与产品质量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作用于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两种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16.5%与53.2%。（4）清洁生产行为能有效地提高水产养殖户的收入;不同生产组织模式水产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对其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传导机制表明当前水产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并没有产生优质优价的效果,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主要通过提高产量增加养殖户收入。在反事实框架下,清洁生产行为较少的水产养殖户,其水产总收入均值为11.160个单位;清洁生产行为较多的水产养殖户,其水产总收入均值上升到11.901个单位,提高0.741个单位。参与完全市场交易模式下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对收入提升无显著提升,参与纵向协作组织模式和横向合作组织的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对收入提升均有显著提升。清洁生产行为既可以直接作用于水产养殖户收入效应,也可以通过提升产品销量的部分中介效应作用于水产养殖户总收入,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4.7%。由于消费者不能识别清洁生产水产品以及清洁生产行为的高成本,通过提升产品价格和减少生产成本进而促进收入提升的两条路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的研究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聚焦生产组织模式这一要素探析影响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拓展和丰富了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研究的视角。已有研究多从农户禀赋、政策环境等方面解释农户行为,而鲜有考虑生产组织模式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聚焦生产组织模式对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拓展和丰富了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研究的研究视角。第二,本研究在经典SCP范式基础上,基于交易费用理论以及农户行为理论,从微观视角探索水产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生成机理及其外部性,构建起“组织——行为——绩效”（OCP）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交易费用视角分析水产养殖户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根据生产组织模式异质性解释水产养殖户的清洁生产行为,并分析清洁生产行为所导致的收入差异,从改善生产组织模式减少交易费用的角度讨论水产养殖户提升清洁生产行为增加收入。这一体系化的水产养殖户清洁生产行为分析框架较为新颖。第三,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在对农户的生产组织模式进行分类时主要依据农户参与生产组织类型进行划分,一般简单将与合作社合作的农户判定为加入横向合作组织,与企业合作的农户简单判定为纵向合作组织,而未考察农户与组织之间的实际契约关系。本研究在考察养殖户生产组织模式时从契约视角入手,根据养殖户与合作组织的实际契约内容进行生产组织模式分类,这一分类视角是对现有农业生产组织研究的丰富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