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经历了从高速向中高速的转变,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也经历了深刻变革。在经济转型期,我国面临着结构调整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双重考验,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急需考虑的问题。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即“结构红利”假说和“结构性减速”理论。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表现出“结构红利”还是“结构性减速”?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分析了“结构红利”假说和“结构性减速”理论的内在逻辑,发现这两种理论都有各自的适用条件和存在依据。这两种理论表面上论述了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际上却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模式。“结构性减速”理论中的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占优势地位演进,只关注了服务业规模和数量的演化趋势,没有考虑服务业内部的投入产出效率、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等因素,是一种强调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本文称为“数量型”产业升级。而相对应的,“结构红利”假说中的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向生产率高的产业占优势地位演进,以效率和质量为目标,是一种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模式,本文将其称为“质量型”产业升级。实际上,“结构性减速”理论论述了数量型产业升级的弊端,即以规模和数量为主导的产业升级在短期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持续性不强,长期显现出减速趋势。而“结构红利”假说则阐明了质量型产业升级的优势,以效率和质量为目标的产业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动力,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基于上述理论假说,本文进一步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假说的合理性。在实证部分,本文采用2003—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一阶差分GMM方法,分析这两种产业升级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质量型产业升级对TFP增长的作用比数量型产业升级更加直接、迅速。质量型的产业升级能够从要素向高生产率行业的流动中获得“结构红利”,并通过行业内积累效应维持这一红利,在当期就对TFP增长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质量型产业升级在当期对劳均资本积累有正向作用,但滞后期的影响为负,说明该种产业升级模式在短期内较多使用资本投入,而长期中会慢慢减少资本投资,转向依靠TFP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数量型产业升级对TFP的当期影响为负,滞后一期才产生正向作用,这是因为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较强并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导致其对TFP的影响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和较为缓慢的作用过程。数量型的产业升级对劳均资本积累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有负向倾向,这提醒我们产业结构的过度服务化可能会造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不利于资本积累。据此本文认为数量型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慢,传统服务业的过度扩张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应更多支持和鼓励发展高端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引导产业结构向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质量层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