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的高低能反映出一国资本市场发达与否。为了提高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我国遵从循序渐进的开放准则,分别于2014年11月17日和2016年12月5日推出“沪港通”和“深港通”政策。沪深港通机制的开启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大陆上市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然而有学者认为这旨在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引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提高了股价波动性（Bacchetta,1992;Stiglitz,2000）,很可能进一步演变成股价崩盘事件,影响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为了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上市企业股价崩盘的影响,本文以“沪港通、“深港通”的出台为研究背景,对比标的股票与非标的股票的股价崩盘风险。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沪港通”、“深港通”对标的股票未来一期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交易所公布的业务实施办法是判断“沪港通”和“深港通”标的股票的依据,因此本文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具备随机性,而是事先规定好的。本文将充分利用这一自然实验,对“沪港通”、“深港通”的政策效应展开研究。首先,选取2009-2020年沪深A股18691个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沪港通”、“深港通”标的股票未来一期的股价崩盘风险。然后,分别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盈余管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和内部控制五个视角探究“沪港通”、“深港通”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调节效应。最后,通过PSM-DID、更换因变量衡量指标以及变更政策实施时间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进一步证明结论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本文得出“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实施有助于降低标的股票未来一期股价崩盘风险的结论,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分别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盈余管理水平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低、内部控制欠佳的公司股票中更显著。分析这一问题可以指导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再次实践,亦对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特点在于同时研究“沪港通”和“深港通”两个自然试验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再仅基于“沪港通”单方面提供的数据,而且“深港通”标的股票更多,总成交金额更大,交易活跃度更高,因此在研究中引入“深港通”不仅能增加样本量,还能增强结果的说服力。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五个变量对沪深港通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调节作用,研讨的因素较为全面,补充了有关两者间调节效应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