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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隐喻研究的鼻祖是亚里斯多德,他的隐喻观被后人总结为“替代理论”。在亚里斯多德之后对隐喻的解释还出现以昆提良为代表的“对比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在修辞学的范围内,将隐喻作为一个修辞格、一种修辞手法来研究。但是仅仅把隐喻作为修辞手段或语言现象来研究是很不够的,因为隐喻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参与了人类的认知过程。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状况持续了两千余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理查兹和布莱克首次提出了隐喻的“互动理论”,突破了修辞格的局限,把隐喻研究的出发点从语词变成了“表象”(vorstellung)。 一九八零年,美国生成语义学家莱柯夫和英国哲学家约翰逊在他们的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明确提出了“概念隐喻”,将隐喻研究从“表象”提升到“概念”层次。“概念隐喻”理论用源域(source domain)与的域(target domain)之间的映射(mapping,projection)以及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来解释隐喻现象,例如“时间是金钱”、“争论是战争”等等。据统计,日常语言中大约70%的表达方式是源于隐喻概念。概念隐喻,就其分类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本体性隐喻。而且,概念隐喻具有系统性、与文化一致性两大特点。总而言之,概念隐喻使人们能够用熟悉的、具体的思想或概念去理解复杂的、抽象的或不那么确定的概念。 成语,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但是从隐喻角度,尤其是从概念隐喻理论角度对成语的研究很少。本文从隐喻理论研究入手,以概念隐喻理论中隐喻的系统性为切入点,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成语的喻体以及喻义作以比较,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又深入了一步,从概念层面上分析了英汉成语的异同。在英汉成语中两民族对于同一概念的理解运用了一些相同的隐喻,文中以含有“手”的成语为例;但更多地使用了不同的隐喻,文章从本体隐喻、方位隐喻、结构隐喻三个方面分析了英汉成语在概念层面上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是受各自文化的影响,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中英文化特征,以此提出了中英成语隐喻的翻译策略,既使成语隐喻的翻译准确,贴切,体现本语言的文化色彩,又有助于消除交际中产生的误解。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隐喻既有普遍性又有差异性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