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所讨论的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指的是：在异度时空中、以虚构幻想的方式,将人为建构的“标准幸福”社会生活的可怕情景呈现出来,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中的问题进行反思的一类作品。由于这部分作品大量地使用幻想、夸张、变形、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使文本获得了具体事象之外的深层寓意；且作品的题材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是对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的思考,故在此将它们称为中国当代的反乌托邦寓言。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自身生存处境与生存方式的反思,世界范围内的反乌托邦文学创作在思想深度与艺术技巧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不论是中国作家的反乌托邦寓言,还是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其创作主旨都不是对乌托邦的简单否定,而是从相反的方向来揭示人类的良好生活意愿、乌托邦实践以及乌托邦精神之问的辨证关系。因此,反乌托邦寓言是乌托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作家的反乌托邦寓言,既对历史上的乌托邦实践进行了深入批判,又保留着对乌托邦精神的召唤,实质上是一种“批判的乌托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影响的长期积累与作家们思考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问题以及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相遇所产生的特殊文本,在思想内涵、文本形态与叙事特征上,都有模式和规律可循,且形成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鲜明特征。本文的研究工作即是尝试找到文本赖以产生的思想、政治、文化环境与其内思想内涵、叙事模式之间的具体关联,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它们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与“形式化的内容”的意义与价值。寓言性文本的寓意必需通过具体的结构形态、情节模式与类型化人物来体现。当代中国反乌托邦寓言高度程式化的情节模式在经过拆解和细分之后,可以划分为几个固定的功能项,这些功能项与作家所选择的题材类型组合,又形成了几大母题。因此,当代反乌托邦寓言的母题可以概述为：一、知识分子在监狱中；二、知识分子建造监狱；三、千古文人土匪梦；四、乡土世界的身物交换奇观；五、乡村孤岛中的绝望拯救。其中王小波的创作关注的主要是第一个方而的问题；格非与熊『正良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三个方面的相关问题,阎连科与李佩甫的创作主要关注的是第四、五个方面的相关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始于王小波。由于他本人的特殊生活与教育经历,他的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乃是他个人的乌托邦气质、文革社会生活与西方思想资源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整体上呈现出从童话式乌托邦到“批判的乌托邦”的发展嬗变过程。王小波的卓越贡献,不仅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首开了反乌托邦寓言创作的先河,还体现在他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系列化的反乌托邦寓言性文本——“白银时代”系列与“黑铁时代”系列。他的反乌托邦寓言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极权统治下的身心创伤,有明显的受西方反乌托邦经典(《1984》)影响的痕迹,但在情节、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叙事风格上都有一定的独创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创作模式。格非的反乌托邦寓言系列作品是他创作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欲望法则与九十年代以后新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总体问题相遇的结果。他的乌托邦三部曲的独特贡献足以写意的手法重新诠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实践史,对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乌托邦实践中的作用与责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对乌托邦与人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复杂地传达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在乌托邦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乌托邦恐惧与乌托邦渴望的纠结与缠绕,且结构精巧、语言典雅优美,是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精品。熊正良的反思土匪乌托邦实践的作品《匪风》在创作主旨上与格非的《人面桃花》有相似之处,但他对乌托邦与人性关系的思考相对简单一一些。阎连科的反乌托邦寓言创作源自于他对农民群体在历史与现实中长期以来受压迫与剥夺处境的恐惧——以及从恐惧中滋生的拯救渴望。他的反乌托邦寓言如《受活》等,以夸张变形的魔幻手法,奇诡的想象,对中国农民在历次乌托邦实践运动(包括当代的新金钱欲望崇拜)中所受到的戕害进行了深入有力的揭示,在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事方式上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创新,是当代文坛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与阎连科同样关注农村现实苦难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在他的小说《羊的门》中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对当代农村的乌托邦工程进行了反思,同时,这个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迄今为止,当代反乌托邦寓言的创作已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但由于乌托邦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时代生活的局限,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都无法避免乌托邦追思中的极限或乌托邦精神衰落所导致的悖论。另外,他们的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小说的主体性受到损伤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