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作为传统媒介之一的乡村广播/乡村喇叭也被卷入到了历史的转型中,并且在相当多的村落里,广播依旧发挥着作用。笔者研究个案中的乡村喇叭,不仅仍是作为村落重要的公共媒介,以及乡村基层工作者主要的行政工具在被使用,而且一直在响、每天都响,并伴随着一些新的喇叭形态出现。本文选取通海县六一村和四寨村,利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方法进行个案研究。从“通海乡村地区的喇叭一直在响、每天都响,并伴随着一些新的喇叭形态出现”这一现象为切入点,试图在研究个案这个有限范围内,从六一村、四寨村这两个村落中呈现的不同喇叭形态,以及喇叭媒介与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来探寻喇叭媒介是如何嵌入乡村社会生活里面的?进而影响到乡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的建构,塑造一种媒介化的乡村。基于对研究个案的实地调研梳理发现,通海县乡村广播的发展基本都经历了一致的变迁,在六一村和四寨村中,还分别存在一些独特且成功的广播案例。文章将结合这些广播案例,从广播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观照出发,通过梳理其发展历史,及其对村民行为的行塑,重点讨论喇叭媒介是如何嵌入乡村日常生活里面的?喇叭媒介如何重新建构起村民们的公共交往空间?喇叭媒介如何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其治理功能?研究发现,乡村喇叭作为一种国家的在场,以“行政下乡”和“自治下沉”的方式,使“官方”和“民间”的声音形成有效互动,成为联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桥梁;不仅如此,大喇叭在乡村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并作为乡村社会常规性的政治信息传播媒介,有效锻炼了村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参与村庄治理的能力,增强“村民自治”的自信心。乡村喇叭还被严丝合缝地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和村民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交织。不断发展变化的乡村喇叭形态,形成了乡村喇叭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多元化嵌入,对村民们观念的形成和行为的产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喇叭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公共参与,建构出了一个个全新的公共交往空间,形成新的公共舆论场,对于乡村“公共性”的重构以及公共精神的培育有着重要作用。乡村广播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中,还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播动员优势。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传统的喇叭媒介与新媒体的融合、互动式传播,不仅为村民们营造了新的公共舆论平台,而且由喇叭媒介激起的乡村社会记忆也被再次建构。这也启发了我们在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中,不可忽视乡村喇叭的治理功能,应将其纳入媒介融合的版图中来,使其成为基层传播治理的有机构成环节。同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相关资源配置也应给予考虑。上述乡村广播的变迁与乡村社会的整合、当下乡村喇叭的多元化存在形态与村民的差异化在场、“线上线下”公共空间中的喇叭媒介融入、乡村公共领域中的喇叭嵌入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这四个大的方面,形成喇叭媒介在乡村社会的多元化嵌入。乡村广播的变迁发展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不仅是对“喇叭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同时,也是对“通海乡村地区的喇叭一直在响、每天都响,并伴随着一些新的喇叭形态出现”这一现象,或者“乡村喇叭仍作为村落重要的公共媒介在使用”,又或“以喇叭为主的媒介逻辑在乡村社会中如何运作,并进而塑造一种媒介化的乡村社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