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需要立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的现状,寻找扩大的原因和特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兜底罪名。因此,有必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找到限缩的方法和途径。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历年来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规定,以及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分析我国对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具体处理方式以及演变过程,同时结合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统计近年来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扩大的背景,探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扩大适用的原因。根据现有的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论:即行为对象限缩说、行为主体限缩说以及法益保护限缩说;结合“非法性”的解释,同时结合结果属性说和行为属性说的立场,立足于刑法解释方法,在现有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梳理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规定,主张从法益保护的角度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摒弃过去的以金融管理秩序为中心的适用方法,主张以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为着眼点,以保护金融秩序为目的,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的范围,合理区分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合法与非法行为,以适应社会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适用时,可以以行政监管体系为导向,实行前置法先行,将刑法作为最后的规制手段,实行前置法和刑法的有效衔接。尤其在面对P2P网贷、股权众筹和第三方支付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时,结合前置法和刑法的规定,构建适合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规制原则,将“异化”的互联网金融行为留在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内,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扫清障碍,同时也能为它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给互联网金融预留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