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我国整体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具体体现。同时制成品贸易又始终是全球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1992-2008年间制成品贸易占到了世界贸易的70％左右。随着产业链全球化的不断延伸,各个国家制造业企业不再包揽产品生产的所有阶段,而是将生产阶段在多个企业间分配进行,逐渐形成了外包的生产经营方式。那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业企业外包的发展状况如何呢?我们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出现都应该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力源泉,那么推动外包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又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外包的动因进行了系统研究。　　 从分析方法来看,本文在对外包领域的文献进行疏理的基础之上,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由于对外包理论的研究并没有统一完善的理论,故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学术界不同视角对外包动因的解释,从中得到影响发包决策和发包水平的可能因素,并通过各种模型说明这些因素对外包影响的主要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采用大量的数据来分析目前中国制造业外包的情况,以及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并利用计量软件对影响中国制造业外包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分析角度来看,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外包动因,并利用行业和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外包的现状,揭示中国作为发包方和接包方的不同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分析结论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七章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介绍选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特别对本文所涉及的外包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是文献述评。首先,总结和评价了实证文献中外包量化的几种主要方法,并对各种方法的适用领域和优缺点进行归纳比较。其次,对外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企业外包决策的动因方面,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解释企业选择外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动因；企业外包决策的经济效应方面,主要从外包的贸易和福利效应、生产率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效应进行了总结。本章不仅概括了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为后文奠定分析基础和提供方法借鉴。　　 第三章阐述了外包动因的一般理论解释。传统理论强调从宏观层面解释外包动因,认为外包是国际生产分工的结果,也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新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相结合强调从微观层面解释外包动因,包括企业自身的异质性因素和企业在选择外包生产时所带来的不完全合同、搜寻成本等问题。基于理论的分析,我们认为企业对外包生产方式的选择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是企业自身的异质性因素决定了企业会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包括外包和一体化生产,企业的这种选择同时也是反映着其所在行业特性的；第二步是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区位选择,包括国内和国外,这时企业所要考虑的就是国别特征差异。　　 第四章对中国制造业的外包水平进行测度,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以离岸外移指标和垂直专业化指标度量了我国1987-2006年间制造业的整体外包水平,并就其行业特征和国别特征进行了指标分解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外包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是呈不断上升趋势的。从行业的角度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包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国别的角度看,出口目的地的差异不是影响国别外包水平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我国每一单位出口品中吸收的进口成分是类似的；但进口来源国的差异却会导致国别外包水平的差异,进口份额较高的贸易伙伴国其外包份额也较高,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外包主要集中于主要的进口贸易伙伴。此外,我国外包活动更多地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美、德、日等发达国家,以及与我国文化背景相近且距离较近的日、韩等亚洲国家。　　 第五章和第六章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中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分别利用行业数据和企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外包动因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从发包方和接包方两个视角进行讨论。结果表明:中国作为发包方,会同时受到行业特征因素、国家特征因素、以及国家间关系特征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外包更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外包,但对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行业外包水平虽高,但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同时,中国在进行国别选择时也会选择市场厚度较大的国家进行生产以节约搜寻成本。中国作为接包方,主要受到行业比较优势、FDI密集度、关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行业整体比较优势较强的,接包水平会较低；行业FDI密集度越大、关税水平越低,行业接包水平会较高。第六章则以中国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为例分析企业特征因素与企业外包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的确会造成不同企业类型间外包水平的差异,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外包水平也会较高；并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外包生产,而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内部一体化生产。　　 第七章结论。对前文分析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提高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并逐步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外包网络中的主体地位及所从事生产环节的价值链也都会得到提升,进而推动我国制造业外包的整体升级。其次,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贸易效率的改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政策制度的调整等均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国际外包的成本,促进国际外包的更快发展。最后,加强国家间的政治文化交流。稳定国内政治局面的同时要主动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商业习惯、法律法规等,尤其是不同国家企业间对生产环节所需的专业性要求要有所了解,为其相互交流沟通创造良好的平台和环境。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由于目前对外包的概念界定并不统一,而且外包直接量化的数据难以获得,使得外包的测度在对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是十分困难的。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以离岸外移指标和垂直专业化指标两个指标来测度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外包水平,并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就其行业特征和国别特征进行了指标分解和比较分析。　　 (2)用实证数据分析的方法对企业外包决策动因的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验证。文献中对外包动因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将贸易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结合构建模型分析企业外包决策的发包国因素和接包国因素,但通过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检验的文献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不足。因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外包的动因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3)根据理论研究基础从多角度考察我国制造业外包的动因,包括:企业特征因素、产业特征因素和目标市场选择的国别特征因素。对于每个角度的研究都选择主要因素进行考察,研究方法上有理论模型分析、数据描述性分析、实证分析,对于国别因素的研究还分为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两方面进行考察。这些方法的结合,一方面强调了该因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检验了每种因素与制造业外包的相关性,以及各因素对外包影响的规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