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意义上的户籍制度主要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的社会功能，但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还包涵了确立和强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功能，即区分城乡居民身份，并赋予其不同的权利享有和义务负担，因此学界一般称之为“二元户籍制度”。制度的研究和历史问题紧密联系，因此文章的第一部分阐述了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和演进的历史进程。建国初期，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新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恢复，恢复社会秩序的路径很多，决策者之所以选择户口登记与管理的体制作为核心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传统有关。在这一时期，的户籍工作中，政府并不是采取强制的命令来营建公共秩序的，而是采取说服劝阻的方式，尊重行动者自由、自觉和自愿的原则。但同时，户籍制度已渐渐趋向以界定和区分家庭和个人身份，对人进行分类控制为目标。文章称这一阶段为二元户籍制度的初始选择阶段。1958－1976年的户籍制度基本遵循一种反城市化的逻辑，政府一味强调用行政命令来控制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二元户籍制度以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已基本建立并逐步强化。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结构与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迁，政府出台了几种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但成效都不是很明显，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在困境中缓慢前行。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价值评析。按照通说，法的固有价值包括正义、自由、秩序、效率，因此，我们评析二元户籍制度可以拾取这些价值要求作为评判的标准。出于具体研究的需要，笔者仅择取正义和效率这两个方面作为户籍制度分析的基本原则。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二元户籍制度的非正义性主要表现在：<WP=62>首先，二元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划分为两个身份不同的社会集团，赋予城乡居民不同的地位、权利、待遇和义务，并使这些身份、地位、权利的差别长期固定，甚至延及后代，形成具有世袭等级色彩的身份制度。通过对城乡户口这两个符号赋予不同的价值，二元户籍制为城乡居民别待遇，并通过迁移管制限制农村户口的转换，人为地将社会划分为日益分化的两个群体。其次，在机会均等方面，在二元户制度下，农村和城市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再次，在分配正义方面，二元户籍制度下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是不公平的，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待遇。此外，在私用物品的分配即收入分配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与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工农业剪刀差”、工业发展汲取农业资金是不无关系的。最后，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的迁徙自由的权利，文章着重分析了“收容遣送制度”对进城务工农民迁徙权的侵犯。效率意味着以最少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正义和效率原则何为优先性的问题学界论说不一，文章介绍了国内外几种流行的观点，并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分析，文章指出二元户籍制度是不效率的，表现为：(1)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年代逐步建立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协调，阻碍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2)在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入城市的工业系统，导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道路，而不是“劳动密集型”模式。从而使我国农村滞留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3)二元户籍制度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反城市化逻辑，遵此逻辑导致我国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目前正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一方面关于改革<WP=63>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具体改革的措施却谨小细微。其原因可以用“路径依赖”的理论加以解释：由于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并且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处于缓慢前行的状况。当然，这也与我们“渐进式改革”的模式有关。要摆脱这种路径依赖，必须以以下原则为目标重构我国的户籍制度体系，即：转换户籍管理的功能；淡化甚至取消城乡户口划分；变革户口迁移和转变的行政控制机制；剥离户籍身份上的特权和不平等分配原则；促进户籍管理的法制化。在二元户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影响制度变迁的权威因素应当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其它任何行为主体所不具有的优势，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中,政府应该是最主要的、最大的制度的供给者。同时，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受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如：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而由民间组织和个人提供的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强制性变迁的一些不足。非权威主体提供的非正式制度在为法律制度的变迁降低了供给成本，并可以为一项新的法律制度变迁增添更多的合法性。制度安排选择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二元户籍制度的变迁进程，用手中的知识介入户籍改制的社会议题和历史走向的争议，运用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解释生活、申述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