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市场关乎整个经济体的和谐与稳定，更关乎每个劳动者的实际利益，因此劳动市场成为政府管制的重要领域。为了稳定劳动市场并维护社会安定，各国都积极颁布了保护程度不同的就业保护法。然而，从20世纪开始，相比美国，欧洲的就业保护立法实施力度较为严格，但欧洲的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失业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1.7%增长至20世纪90年代的11%，同时就业的分散性也相对较高，如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就业率为96%，而西班牙仅为80%。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部分文献将贸易开放作为研究视角。然而，在贸易开放背景下，就业保护立法与就业二者的影响机制愈发模糊，难以形成共识。与此同时，目前就业保护立法对就业影响机制与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已形成了庞大的文献体系，但综合国际贸易与劳动经济学两学科对就业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且已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三者的作用机理，较少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间异质性、数据的难获得性以及制度的不稳定性，使综合研究相对困难，但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不断挖掘本国的潜在优势，该领域也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范畴。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⑴剖析了我国就业保护立法、贸易开放与就业环境现状，发现随着世界就业保护立法环境日趋严重，我国也加强了对我国就业环境的保护，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从工会权利、工人工资、工人福利以及解雇与雇佣等多维度增强了对基本劳动力的保护力度。在贸易开放层面，我国整体贸易环境开放度越来越高，特别在外商投资方面出现两大变化，一是虽然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偏低，但是其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贡献度却不容忽视（占比超越50%)二是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虽有所下滑，但实际签订合同金额与利用外资水平却在提升，充分反映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已在从传统的量化增长转变为质化升级。在我国就业环境层面，虽然我国就业人数在不断增长，但我国整体就业率却在波动中略有下降。且基于行业与企业所有权的差异，国有、集体及私营单位稀释了我国大部分待业人群，其中大部分劳动者集中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同时就业率也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就业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就业率近年来在逐步反超中部地区。⑵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效果为依据，综合考虑我国贸易开放的事实背景，基于C H IP数据库从劳动者微观层面出发，实证检验就业保护立法与贸易开放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机制，并着重剖析了劳动者异质性对三者内在机制的影响，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发现：第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我国就业保护力度，但就业保护立法与就业水平二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严格的就业保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就业水平。第二，本文依托进口渗透率考察我国贸易开放度，通过构建交互项实证检验发现，在就业保护立法与贸易开放共同作用下，我国就业环境有所改善，即贸易开放对就业的推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了就业保护立法对就业的抑制效应，但不能完全弥补。第三，劳动者异质性对我国就业环境的影响机制。从劳动者所从事的产业来看，相比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者可享受较为稳定的就业环境，且对第三产业的就业环境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从劳动者技能来看，我国劳动者就业环境呈“倒U状”，即低技术与高技术工人相比中等技术工人更难就业；贸易开放条件下，对高等技术工人促进效应更大，但低技术工人就业机会依然较小。从劳动者就职企业所有权来看，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助于完善私营企业就业环境，但对国有、集体以及外资的就业环境没有明确的效果；从劳动者就职企业规模来看，相比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就业率易受到就业保护的冲击，而中型企业却能从中获益，整体就业机制呈“倒U状”，即存在“两头难”的就业问题；当把小企业放入贸易开放环境中，其就业机制将进一步受到限制。本文虽然实证结果显著，但依然存在三点不足之处：第一、由于C H IP数据库数据是非面板数据，且不同年份样本存在差异，导致无法使用D ID方法进行估算，可能导致研究偏误。因此，也希望未来普查中能够充分考虑时间连续性与样本一致性等问题。第二、本文强调贸易开放对就业机制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深入估算贸易开放程度对就业机制的促进效应与就业环境波动效应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第三、工会的力量是未来影响劳动力市场稳定的关键变量。但本文基于数据库的限制，没有考究工会的异质性对就业机制的影响，希望未来可补充相关数据并进行检验。⑶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第一，关注就业保护立法的“灵活安全性”，把握好政策的实施弹性。第二，有效利用贸易自由化，防止过度自由带来的就业波动。第三，充分发挥工会在劳动市场的调节作用。第四，坚持“依法治国”原则，提高政策的落地性，降低因执法不严、执法原则不统一等问题造成的失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