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在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中,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译者的主体地位一直受到遮蔽。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家们把研究的重心都放在了翻译方法,标准,原则和原作等等方面,忽略了译者的重大贡献。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渐走向深入,译者才渐渐从边缘地位走向了主体地位。阐释学是一种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方法论学说,历史悠久。对阐释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主要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斯坦纳,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作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钱钟书的《围城》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幽默讽刺风格和多种修辞手法吸引了大量读者。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三大基本原则分别为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本文运用理解的历史性以及“视界融合”两大原则来分析凯利和茅国权的《围城》英译本,以揭示译者的主体性。一般来说,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人作为历史的存在,有着其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因此翻译过程中产生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理解是文本所拥有的诸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同时在理解过程中,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了“视界融合”,使得文化过滤成为必然。这种过滤现象从意象、内容、形式等各方面都很容易得到证明。误读和文化过滤现象的产生过程中,都体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