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党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领域,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境外非政府组织经过长期发展,在管理经验、设备技术、人才队伍等方面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对中国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起到一定连接、推动作用,但其带来机遇的同时,以“挑战类”为例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在华境外NGO）也对我国家安全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处理好“挑战类”在华境外NGO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关系成为这个时代关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点与难题。本文基于康晓光关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博弈研究”（以下简称“政社博弈”）的基础,引用“分类控制”观点,将注意力集中在“挑战类”在华境外NGO的监管策略研究上,以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对比前后两个时期内政社关系的互动变化作为分析框架模型的要素。具体包括“挑战类”在华境外NGO发起主体来源、法律身份认证、组织决策制定、资源来源渠道、活动方式领域、行动体制流程等六个要素,利用案例叙述的方式,对比、提炼得出“挑战类”在华境外NGO“紧盯时政民生热点、资金渠道隐蔽多元、线上线下结合、合法裹挟非法”等活动特点。全文积极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内容,借助“政社博弈”框架模型,对文中所提五个案例进行建模分析并研提改进措施。一是完善制度推进立法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快社会法治化进程,细化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促推相关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二是强化执法监管方面。强调执法监管部门及人才的系统化、专业化、高效化建设及培养,全面提升执法效能,提高重点领域的执法覆盖率和对敏感时期节点的关注程度。三是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积极融入国际化进程,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规则改变,坚决抵制美西方长臂管辖,实现各领域高质量融合发展。四是推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战略地位和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普及推广,加快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实施进程,普及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共识。同时针对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人员进行科学分类、精准教育、常态化监管,做到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普及化。五是强化新兴意识形态领域监管方面。重视文化输出挑战,强化对电子游戏、社交网络等新兴意识形态领域的监管,持续优化软件开发环境,培养自主研发游戏平台能力,主动监管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请自来”。另外,强化生物安全保护与鼓励本土NGO“走出去”也是未来政府对“挑战类”在华境外NGO监管升级的聚焦点与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