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1898-1975）是中国现当代美学界极为重要的艺术家、思想家、批评家之一,作为一位承前启后、与时俱进,走在传统中,而又极为锐进的知识分子,丰子恺之于审美世界、美学理论的不竭渴求和精进努力,无疑是中国现当代美学界的宝贵财富。“绝缘”,恰恰是发掘这笔财富的“钥匙”。丰子恺并没有确切阐述其“绝缘”概念的来源,这就使得在词源上的爬梳有了多维度的可能。首先,丰子恺在论述审美“绝缘说”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佛缘词语”,如“缘”、“安住”、“心眼”等,这些词语经由丰子恺的“俗化”阐释以及在美学语境下的挪用,已经有了区别于佛教本义的新含义,本文称这种现象为“佛缘词语”的“俗解异构”。其次,丰子恺的“绝缘”概念生于中日文化交流活跃时期,此时,日语中一些汉字的同形、近形词经由译著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域,再加上丰子恺在翻译闵斯特伯格的《艺术教育的心理学的论究》一文时明确表明参照了日译本,以及“绝缘”在丰子恺之前就已在译文中出现,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词语很有可能是一个日语借词。再次,在美学领域中使用“绝缘”这一语汇并不是丰子恺个人“生搬硬造”的,从“绝缘”一词在中国美学流脉的变迁上看,“绝缘”概念早已脱离物理学“绝缘体”之“绝缘”,而进入诗学范畴,可以说,丰子恺对这一语汇的使用有其历史的语境。当然,“绝缘”的复杂性,还应当被还原到那个复杂的时代与文化、艺术的综合“效应”上来,才有可能获得真正客观而可靠的诠释。从内涵上来看,丰子恺的“绝缘”美学观,与西方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所强调的“审美无功利性”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承关系,作为“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理论延续,体现为对“工具”属性的“科学”和“实用”的批判以及“人文主义”的趋向,这是丰子恺的“绝缘”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中“无功利性”意涵的汲取。同时,“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不仅传入了中国,还经中国化形成了以“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为理论根基的新的命题,我们称其为“审美功利主义”。在康德等人那里,“无利害性”作为审美的一个必要逻辑前提,本身并不导向直接的现实功能。而丰子恺的“绝缘”同王国维等美学家的“无用之用”与“无所为而为”话语结构一样,在时代的功利性潮流中,将审美发生时的“无功利”转化为了审美的“去功利”作用——而“去功利”本身就具有净化心灵、美化人生的功利目的。所以丰子恺的“绝缘”理论不仅有西学背景,更富有浓厚的中国趣味,代表着丰子恺的文化选择。在时人对美术之“写实”有着“现实主义”的社会功利性理解的时代语境下,丰子恺以作为美术理论的“气韵生动”为基础,揭示中国美术在艺术精神上较西方的优胜,从而将美术理论导向美育理论,以达到获得“本真之心”与“德性”的效用。确切地说,审美无功利性终究将成为审美的功利性考虑——艺术不只是个人自我完整和实现的手段,还是整个社会摆脱苦难、民族寻求复兴的途径。因此,最终,本文指出,丰子恺的审美“绝缘说”在话语结构及现代性反思上显著的理论意义,以及“绝缘”思想落实在丰子恺的艺术作品中所带来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