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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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性人假设”,投资者会根据已知信息采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不会受到其他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但在实际情况中,投资者会盲目跟随其他投资者进行决策,并忽略自身的信息和判断,这种非理性的投资决策即为经济学中的羊群行为。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社会直接融资占比逐年上升。而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中的翘楚,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本盘之一,也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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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性人假设”,投资者会根据已知信息采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不会受到其他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但在实际情况中,投资者会盲目跟随其他投资者进行决策,并忽略自身的信息和判断,这种非理性的投资决策即为经济学中的羊群行为。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社会直接融资占比逐年上升。而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中的翘楚,是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本盘之一,也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良好循环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投资与扩张,然而,企业的盲目扩张的非理性行为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行业内盲目跟风的羊群行为不仅会损害上市公司的收益,同时会带来过度投资的社会问题,造成资源错配和资本利用效率低下。
本文通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有色金属、化工和电子行业中,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备显著的羊群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投资的羊群行为会损害其绩效,而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羊群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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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作为一种介于股票与债券之间的混合型工具,于90年代首次被引入国内。2017年定增新规与减持新规的推出后,可转债作为定向增发的替代品,一时受到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追捧,转债市场大热。国外学者们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提出了大量理论解释,包括经典的“资本结构理论”、“优序融资理论”、“阶段性融资理论”和“信号理论”,国内外学者也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例对各种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但受制于样本时间较早、数据不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张,其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及当地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探究了2010-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对当地上市公司负债水平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进一步探究了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债务会显著减少当地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其作用机制在于“需求竞争”下减少企业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国家逐渐提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却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加大了对技术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但创新研究基础并不牢固,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二是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企业在创新研发时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三是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不足,企业在技术
假设中央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财权与事权匹配,难道地方政府就不会“主动”举债发行“城投债”吗?本文利用2009-2015年26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城投债扩张的背后原因。构建二值选择模型发现地级市是否发行城投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进一步,剔除地级市被动发行城投债的因素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地级市“主动”发行城投债规模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并且发现经济发展动机(压力)和
自我国股票市场初步诞生,股市的成长和发展非常迅猛,但也同样伴随出现了股票市场泡沫的情况。国内外现有文献中对股市泡沫的定义仍在努力探索中,关于股市和公司层面的关系,虽研究较多,但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相结合的文献较少。 为了验证股价泡沫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关系,本文选取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以企业创新研发投入与总资产比值为被解释变量,以相对托宾Q值和市净率为衡量股价泡沫的指标,首先
在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增值税制度为代表的税收政策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增值税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为改善增值税制度,国家层面推行了诸多相关改革政策。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减少税率档次和降低税收负担成为两大改革重点方向,但比较而言,减少税率档次由于对企业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且长期缺乏实证检验的条件,因而研究相对较少。基于以上情况,本文从简并税率的角度对2017年简并增值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金融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央行为了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自2013年以来不断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性的总结与归纳了央行创设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挑选了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中较有代表性的中期借贷便利工具,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以沪深两市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中期借贷便利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随着“黑天鹅”事件频出,全球经济局势越发复杂多变。为熨平经济波动,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频繁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幅升高,引发学界关注。 目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微观企业的重要影响正在不断得到证实,但是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当前研究中甚少涉及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Bakeretal.(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
近年来,中国的家庭债务不断增加,家庭金融脆弱性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末,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已达60.4%。与国际数据相对比,我国家庭杠杆率与国际水平一致,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高位。 因此,家庭金融脆弱性相关研究在我国是迫切需要的。本文结合家庭能否收支相抵、应急储蓄是否充足和是否过度负债三种情况,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之后通过随机效应有序Probit模型实证
信用债券是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近几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十分迅猛,目前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二,其中信用债券种类日渐多样化,构造愈加复杂化。随着国内外经济风险的凸显,相应的债券信用风险连带攀升,过去的5年时间内,债券违约数量与规模爆炸式上升,种类跨央企与民企,影响力甚至覆盖到公募基金。因此,及时锁定债券违约的研究具有必要性,相关预测具有现实效用。另外,有助于深化我国对于信用风险的认识,帮助企业者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