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贸易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以及经济附加值较低等。面对如此情景,我国急需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促进行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随着出口复杂度逐渐成为热点研究,融资约束也成为影响出口复杂度的一大难题。因为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创新和技术引进,如果企业无法从外部获得融资,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而我国作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国家,银行贷款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所以,提高不同类型银行机构体系之间市场竞争的程度,进而利用银行业逐渐形成的竞争机制,可以使得企业有更多获取外部融资的渠道,从而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银行业竞争与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影响,对于完善我国银行业体系结构、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同时分析企业创新、提升出口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了银行竞争度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效应。首先,早期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得资金配置效率较低,融资更多倾向于大型企业,很多中小型企业无法获取足够的外部资金。银行竞争结构的逐渐形成不仅使企业拥有更多获取银行贷款的机会,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银行自身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市场影响的同时弱化政府的影响。其次,由于技术的非排他性和产品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者在投资时会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投资风险的问题,这使得产品技术创新很难以外部投资的渠道获取资金支持,因此出口技术复杂度很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最后,银行业竞争与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关系从可能造成的促进效应角度看,随着银行结构性竞争的强化,企业贷款成本会降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获得银行贷款,从而投入产品的技术研发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因此,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我国银行业竞争对出口复杂度应是促进效应。同时,结合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形成的区域经济差异,进一步研究了区域差异下银行业竞争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继而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相较于西部地区,中部、东部地区的银行竞争结构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大。最后,根据不同技术水平划分行业,研究了行业差异下二者的影响,由此得出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银行业竞争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其次是中等技术产业,低技术产业的促进效应最弱。其次,从研究内容和数据可得性方面考虑,本文利用城市层面各(类型)银行营业网点数量测算出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前四大银行集中度指标(CR4)和银行密集度指标对银行竞争度进行衡量。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图表显示我国银行竞争度在不断提升,正在逐步形成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政策性银行、股份制行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多元化共同发展的银行结构体系。除此之外,本文通过工业制成品、初级制成品所占的份额变化,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现状,认为长期以来所受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整体技术水平的不足,使得我国出口质量仍存在很大的问题。而本文研究出口复杂度这一指标旨在衡量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因此对于出口复杂度指标的选取,采用了Hausmann(2007)的测算方式,即以—国对该种商品的比较优势作为权数构建的出口复杂度。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利用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00—2014年全国金融机构的金融许可证信息,结合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和BACI数据库,基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管制放松带来的银行结构性竞争,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程度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实证过程中,添加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固定资本投入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省份、行业、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出口复杂度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得出本文最终的结论:随着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和银行管制政策的放松,我国正在逐渐改变之前单一的金融模式,银行业的竞争结构体系在逐步形成。这种竞争结构不仅一定程度的解决了企业融资约束难的问题,也在整体层面上促进了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其中,中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更为显著,高新技术产业较中低技术产业更为显著。最后,为充分发挥银行业竞争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本文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强化银行竞争结构;扩大银行对外开放,加强境内银行管理;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协调发展区域金融,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