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民主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他所处年代俄国三次失败的对外战争及其随后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是当时西欧尤其是西欧工人运动的背景。普列汉诺夫民主思想也有明显的理论来源，主要是东边的民粹主义和西边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这一东一西两大主要理论来源的影响关系体现着奇特复杂的演变特点。普列汉诺夫虽然早在1883年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清算自己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民粹主义的思维痕迹始终存在，科塞甚至认为这一特点适合于绝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局限性与进步性并存。其实用主义民主观的窠臼实际上正是他所反对的种种非民主表现形式的哲学根基，他的实用主义民主观的逻辑推演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和“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人治，他自身在政治实践也常常因此陷入“尺蠖效应”而难以自清。普列汉诺夫的民主主体观是比较科学，尤其关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辩证关系的论述深入浅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典范。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类社会步入近代文明之后将有两种民主形态：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西欧各国当时已经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接下来的任务是追求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欧不同，当时的俄国所遭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痛苦，而且也有这一发展不够的痛苦，普列汉诺夫根据被斯大林称为“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给俄国设定了一个“三种状态，两个过渡”的民主路线图（参见正文第6页，图一）。这个路线图的外观似乎与后来苏联教科书中的理论无异，实际在诸多问题上大异其趣。他认为，俄国在政治上应该首先实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分开走，一起打”，共同反对沙皇专制、追求资本主义民主的目标，同时反对民粹主义主张的“人民专制”，他对这个过程中的农民阶级的分析十分精彩、鞭辟入里。民主革命（俄国二月革命）之后的过渡时期，普列汉诺夫主张建立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以保卫政治自由，反对德国侵略者、沙皇复辟、无政府状态和集团专政。他尤其不惜笔墨地反对集团专政，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集团专政绝非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继承了“人民专制”的衣钵，其实质是少数革命家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政治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是一个不可跨越的、且将长期存在的民主阶段，主张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不能夺取政权，而要以极端反对派的立场推动民主程度不断提高，普列汉诺夫还对无产阶级代表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发表了独到的看法。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后来现实社会主义中的专政不同的是，普列汉诺夫从生产力、阶级觉悟和人口比重三方面给无产阶级专政的施行设定了严格条件，并且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最后达到“每一个公民真正有可能直接参加一切社会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普列汉诺夫毕生的政治立场前后并无根本变化，其一生追求政治民主，先后反对沙皇专制、民粹派的人民专制、布尔什维克的“集团专政”。历史的发展轨迹似乎并不符合普列汉诺夫的规划，但是斯大林体制却又真切地将普列汉诺夫当年所批判的人民专制和集团专政变成了现实。今天看来，普列汉诺夫的民主思想中固然存在不少局限，然而单就它们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学说的接近性和犹如神助的预言性而言，就不可否认其中的前瞻性和当代价值。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为了自己信仰的纯洁，不惜终生扮演反对派角色，沙皇掌权时他是反对派，布尔什维克掌权时他还是反对派。其实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缩影，代表着理想与正义在现实与功利计算面前的弱小和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