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越发活跃,但也引发了发达国家对我国政府控制下国有企业并购战略性资产的担忧和阻碍。而我国民营企业由于少有中国政府背景,较容易取得海外当地政府审批部门的信赖,其更能够完成跨国并购交易。在2016年,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面临着制度环境的歧视,这似乎与其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增长的趋势相矛盾。基于已有的研究,企业构建政治关联能够获得政府的优惠待遇,包括行业准入、进入国际市场的支持、融资便利等。所以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似乎是其缓解制度环境歧视,顺利进入国际市场的解决方法之一。但于此同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存在“委托人与委托人”的冲突,高管们可能出于政治意图,从而遵循政府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以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但这些目的可能会优先于企业的商业目的,违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这会损害跨国并购的绩效。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政治关联是否对企业创造价值这一方面,而缺少对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决策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层面的因素,比如文化距离、税收制度等,而对于企业高管背景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即人的因素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此外,鲜有研究关注与企业治理水平对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空白。为了厘清企业政治关联与其完成跨国并购可能性以及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本文选取2007年-2016年间我国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并综合已有的文献构建了政治关联指数和公司治理指数。对于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可能性的影响,首先进行固定效应面板逻辑回归,并创新地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准自然实验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对于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使用短期事件研究法,计算累积异常收益率（CAR）来度量并购绩效,并引入了公司治理考察其对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通过聘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可以提高民营企业完成跨国并购可能性,但付出的代价在于较低的累积异常收益率。这也表明,有政治背景的高管以牺牲股东财富的代价来寻求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企业高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