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开放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业FDI于2011年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贸易额自2014年起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开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处于低端地位,面临“低质低价”的困境,严重制约着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服务中间品的提供部门,服务业开放不仅促进了本国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而且能为下游制造业的生产以及出口提供支持。为此,本文研究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对服务业开放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及制造业提升出口质量、提高出口竞争力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首先,使用2000年到2007年的数据,参考孙浦阳（2018）的方法,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服务业外资参股管制放松来测度服务业开放,并选取回归反推法计算各制造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采用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总体影响。其次,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从多个角度分析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再次,在影响机制检验方面,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服务业开放是否是通过企业创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影响;通过调节效应检验管理效率对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有无影响。最后,将研究视角由微观企业转向中观行业,在将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以及资源再配置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是服务业开放推动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二是服务业开放对国有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推动作用更强,通讯业开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推动作用更强。三是服务业开放可能通过企业创新这一中介推动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同时,企业管理效率越高时,推动作用会越强。四是服务业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提高了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持续稳步推进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政策,第二要使服务业开放与国内市场化改革并行推进,第三要提高服务型中间要素的管理和运作能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从产业垂直关联的角度出发,研究上游服务业开放对下游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其次,在测度方法上,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服务业外资参股管制放松来测度服务业开放,克服了用服务贸易额和服务业FDI等结果变量测度服务业开放所产生的严重内生性问题,也克服了使用OECD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所存在的服务业覆盖范围窄以及衡量方法主观性强这两方面的问题;再次,在影响机制方面,本文以企业创新为中介,并且以管理效率为调节变量,丰富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研究;最后,在进一步分析部分,本文将行业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研究服务业开放是否通过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影响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