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交换网络”是指媒介与管理者、投资者、消息来源以及受众之间所形成的网状的互动结构。这一概念受到社会交换理论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启发,将“交换”、“网络”等概念引入到媒介系统中。本文借用“行动者”这一概念用来定义位于媒介交换网络各个节点上的社会主体,它既可以指个体,如新闻从业者个人或受众中的某一具体阅听人,也可以指媒介组织或某一利益团体等集体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拥有不同的交换资源。我们把媒介交换网络中的行动者当作彼此相互联系的各个节点,希望能藉此来描述发生在行动者之间的资源交换行为。在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上,行动者根据自己的目标、受支配的价值观、可供选择的交换资源以及面临的社会情境,直接参与做出决定,他们决定交换的对象与方式,也决定用以交换的资源与报酬。　　 正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交换网络,反过来,这一已形成的网络又会影响身处其中的他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与决定,包括新闻传媒组织与新闻从业者所做出的新闻伦理抉择。　　 媒介交换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形成了四对直接交换关系,分别是媒介一管理者、媒介-投资者、媒介-消息来源以及媒介-受众。四对关系又以媒介为中介、以受众为目标产生了三组间接交换关系,即管理者-媒介-受众、投资者-媒介-受众和消息来源-媒介-受众。　　 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包括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媒介渠道资源以及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五种资源之间的交换形成了四个主要的资源交换场域,分别是:渠道-权力资源交换场域、渠道-经济资源交换场域、渠道-信息资源交换场域和信息-注意力资源交换场域。不同的关系中流通的资源与交换的规则有所不同。媒介交换网络中交换关系的特点有依赖与共生、差异与分层、紧张与冲突、波动与平衡。媒介内部交换网络是指媒介从业者与媒介主管之间的一个微观交换网络,它是宏观的媒介交换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视为宏观媒介系统中的一个相对封闭的亚系统,亚系统外部的行动者和资源可以被看做交换的环境。　　 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是新闻伦理现实问题生成的宏观背景,传媒体制的“不变”与“变”是新闻伦理现实问题生成的中观环境,而媒介自身结构的转型则是新闻伦理现实问题产生的微观条件。　　 在渠道-权力资源交换场域中,来自党和政府及作为其代理人的管理者的权力资源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媒介新闻生产的总体原则与目标方向,而且有时会深入到新闻生产的日常细节中,控制新闻素材的选择、新闻内容的制作甚至新闻呈现的方式。这一场域中的新闻伦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权力控制下的信息失真与信息失衡,此外,“新闻寻租”现象正是权力资源的不当延伸所致。　　 在渠道-经济资源交换场域中,遭受最严厉批判的新闻伦理问题主要是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和广告新闻化。其中,前两者主要是发生在媒介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交换,广告新闻化则主要是发生在媒介与广告投资者之间的交换。　　 在渠道-信息资源交换场域中,媒介与消息来源是具有竞争格局的交换双方。在双方的交换或日互动过程中,媒介与消息来源相互竞争,不断使用各种策略以影响对方的行动,从而使交换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人情是渠道一信息资源交换场域中的特殊资源。这一场域中的新闻伦理问题主要有:正面信息资源的主动交换与过度交换、负面信息资源的偏向式呈现、策略型信息资源的生产以及信息资源网络的非均衡构建。　　 在信息-注意力资源交换场域中,受众主要的角色为拥有注意力资源的潜在交换对象。当信息资源作为媒介用来交换的资源成本时,媒介就有必要思考哪些类型的信息资源具有更高的交换价值,从而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为主动地去收集此类信息。这一生产原则导致的新闻伦理问题有:注意力资源吸引下的虚假新闻泛滥、新闻煽情化、新闻娱乐化、新闻炒作,以及媒介偏都市、偏高端、偏财富与轻边缘、轻弱势、轻贫穷的双向选择倾向。　　 媒介交换网络中资源的再分配与交换规则的再调整,是寻求解决新闻伦理问题的可行途径。其中,资源的再分配包括权力资源的约束与调整、经济资源的结构优化、信息资源的多元化和注意力资源的培养。交换规则的再调整主要指媒介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媒介自律制度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