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时期至“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在接连不断的革命运动中接受思想改造,逐渐从“化大众”的领导者成为“大众化”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此相呼应的是此一时期文本中塑造的知识分子也在思想与情感方面日益接近工农兵,成为国家与集体的代言人形象,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工农化”叙事。知识分子“工农化”叙事通常被认为显示了单一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主流价值观,缺乏艺术作品基本的美感与生命力。但深入文本,知识分子形象在“工农化”同时仍然得到了多样化的表达。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在选择“工农化”道路时不断反思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反抗着知识分子“边缘者”的地位与不幸命运。在文本当中,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虽常常位于边缘地位,但个体自我的真实欲求与理性思考常常在宏大叙述的间隙得以呈现。可以说,从延安时期至“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常常表现出逸出主流叙事规范的特征。因之,深入探究知识分子“工农化”叙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问题。重新梳理知识分子形象的时代价值,正是本文写作的宗旨。本文从分析具体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入手,试图从多角度探究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指出这一选择背后知识分子形象中渗透的人性关怀与启蒙理想,及知识分子“工农化”形象对于主流叙事规范构成的新的意义空间。以下是本文的组织架构和主要内容:绪论部分首先定义和阐述本文相关的名词和术语,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等,并以此作为本文论证的基本对象和论域。其次,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动机作出简要的说明,指出本文选题的意义所在。最后,介绍与本论题有所关联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归纳总结目前主要的研究角度。第一章,梳理“延安时期”与“十七年”时期参与革命叙事的主要作家(如丁玲、萧军、王蒙、宗璞等)在相关历史时期的人生轨迹与创作风格,以说明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问题。本章从理论前提、过程与结果、意义与影响三个方面探讨知识分子“工农化”这一政策对知识分子作家人生造成的深刻影响。此外,本章也会从知识分子本人的书信记录、公开演讲、访谈等内容入手,考察知识分子对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以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选择“工农化”道路的原因:一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知识分子认同革命事业的崇高与神圣,将个人的忠诚作为革命事业的根本保障,将个人的人生选择与党的方向重合,如丁玲、杨沫等。二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在革命的进程中,知识分子渴望保持独立的思考,为国家与民族事业贡献个人力量,如韦君宜、方纪等。第二章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以知识分子形象为主要讨论对象。在文学文本所提供的知识分子“工农化”语境之下分别对工农型知识分子、革命型知识分子与干部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剖析,从不同角度观察知识分子对“工农化”命运的坚守,指出主流叙事规范要求创作主体牢牢树立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典型,但是文本中知识分子的心理活动则构成了对劳动工具、革命环境、个体人生的全面理性反思。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做与工农兵结合中的典范,而向往具有个性、充满温情、获得尊重的人生。第三章对知识分子群体在“工农化”的命运中表现出的自我力量的觉醒做出概括与总结,指出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叙事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人文精神的承续。虽然知识分子主体在“改造”的语境中备受压抑,但在革命叙事的裂缝中仍然逸出了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个性特质:知识自信、人格独立与启蒙理想。这些特质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但是在文学、政治“一体化”的年代却不啻为石破天惊的呐喊,振聋发聩的呼声,是那一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对全文的论述进行总结,概括从“延安时期”至“十七年时期”革命文学之中知识分子“工农化”叙事的意义与价值。指出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之中的选择与坚守,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精神的重要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