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其发展程度俨然已成为后发型国家测量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对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无疑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与此同时,房地产业演变成为高利润行业,一系列腐败大案要案频发并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结构的健康转变、政府的廉政建设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中央不断出台规范性文件并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予以防治,但并未有效遏制腐败的进一步蔓延。因此,开展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研究对于国家和公民权益维护、政府公信力提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博弈理论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从宏微观特征、分布规律、利益相关者行为逻辑、影响因素等角度入手,对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遏制这一不正之风尽绵薄之力。本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房地产领域腐败是指在房地产开发、交易和管理等过程中,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房地产领域腐败具备“积聚效应”明显、热衷“稀缺资源”、腐败收益额畸高等特征。房地产领域腐败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开发用地产权变动和房屋建设交易两个领域,其中前者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获取、土地使用权性质变更、土地使用权的处分等环节的腐败行为,后者包括建设工程招投标,建设工程项目融资,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审批、变更,工程项目施工建设、监理验收,工程款结算、拨付,保障性住房建设销售等环节的腐败行为,各环节腐败行为特征各异。(2)据对房地产领域腐败案例的统计分析结果,房地产领域腐败总体上呈现出腐败案件逐年递增、案件潜伏期普遍较长、涉案金额普遍偏高、涉案金额落差较大等趋势。从干部级别看,从副科级至副国级基本呈正态分布,其中正处级官员腐败个案数最多；从犯案领域看,腐败行为高发的三大任职领域依次为国土资源部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与党政机关正副职;从案情看,单独罪名个案较少,数罪并罚型居多。同时,通过研究发现,涉案金额与刑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涉案金额与潜伏期、涉案金额与官员被查处时级别、潜伏期与官员被查处时级别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高级官员在履职上有着较高的公正度和公信力,司法机关在查办房地产领域腐败犯罪案件时亦有着较高的公正度。(3)采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在房地产开发管理过程的政治性收益(政绩)越大,其寻租激励越小；政府官员在市场环境较差时所要求的交易贿金高于市场环境较好时；不完备的房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无法提供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不合谋的激励约束机制。采用古典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监督主体实行强力监督和弱度监督的成本差越大,开发商选择行贿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官员选择受贿的可能性也越大；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越大,开发商行贿的可能性越小,政府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也越小；寻租的投入越大,监督主体选择强力监督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获得的纳入预算的财政性收益越大,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越大,监督主体选择强力监督的可能性反而越小。(4)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管理过程中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时内心因素、“关系文化”显著影响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的发生等因素与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权力制约制度和腐败治理制度数量与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因为制度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制度就越完备、实施效果就越好、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公职人员的家庭出身和家庭环境越好、道德水平越高、实施腐败行为时内心顾虑越多、对“关系文化”越淡薄,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房地产开发管理中公权力制约力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公众参与程度、房地产业产业结构、公职人员的性别和公职人员的职业满足感(薪酬待遇等)等因素对腐败行为发生的影响较前述诸因素弱。(5)应从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两个方面对房地产领域腐败治理体系加以完善。就治理主体而言,严格规范腐败司法治理；健全腐败行政治理机制,递进式实施腐败行政治理的规范化和透明化；激活人大和参政议政部门等主体的监督功能；强化国土资源部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等机关内部监督的激励约束效能；探索建立官民网络互动新模式,充分发挥公众网络监督积极功效。房地产领域腐败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廉政文化内生态系统的建构,“关系文化”、腐败主体内心主观因素、公职人员道德水平和家庭环境可通过精神层面廉政文化建设来疏导；房地产开发管理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可通过规范层面廉政文化建设来完善；物质层面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政文化建设内生态系统与外生态系统对接的必要方式。廉政文化内生态系统三要素比例须配置适当,并源源不断地与外生态系统进行力量交换,共同维系着廉政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可凭藉廉政文化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模型来对系统动态平衡点加以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