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在监督公平权力、推进政治文明和建设责任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实层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的是重发展轻安全的粗放式发展理念,生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既威胁到了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引发了公民对公共安全的信任危机,这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生产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也成为了政府治理的重要环节。国家治理层面,安全生产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是经济稳中求进的底线,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完善生产安全责任制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落实生产安全责任制的强调,不断出台的规章政策对明确党政领导干部生产安全责任的态度,无不体现着国家对生产安全的重视,这也为加强党对生产安全的领导作用,强化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生产安全责任提供了制度依据。理论层面,学界已经对问责进行多方位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缺少对问责发生机理的讨论,且绝大部分研究都置于宏观政治环境下,忽视了事件属性和政治过程对问责结果的影响。因此,研究安全生产领域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影响因素和组态路径将成为本研究的重点。基于责任政府理论、科层理论和事件系统理论,本文构建了安全生产领域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因果模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等网站上整理了自十九大以来发生的74起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从科层组织和事件属性两个维度,选择了“上级重视程度”、“问责职级”、“问责事由”、“事故类别”、“事故发生地域”、“事故严重程度”六个条件变量,选择政府组织中被问责的最高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形式作为结果变量,运用fsQCA3.0软件,分析并揭示影响十九大以来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核心条件以及组态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事故属性维度中的“事故严重程度”、“事故发生地域”、“事故类别”和“问责职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问责结果。“事故严重程度”作为核心影响因素,表明十九大以后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依据主要来自于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获取和价值判断,问责路径总结为事件导向型问责路径、责任模糊型问责路径以及压力回应型问责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注事件积极行动,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内在约束力与决策问责,以及克制表达上级重视的责任政府建设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