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从一个典型的移民输出国家走向输出和输入同时并存，学术界已经对海外华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对输入到中国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并不多。　　 本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广州地区非洲商人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广州地区非洲商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适应具有“双向性”。社会适应的双向性指的是，一方面，外国人对移入地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的适应，另一面也即逆向性，指的是主流文化中的人对外国人和外国人文化的适应，外国文化也可能对主流文化起能动作用，主流文化中人们也可能因为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转变。　　 非洲商人在广州有散居和聚居等两种居住形态，散居和聚居是非洲商人适应广州社会的两种不同方式。根据其特征，聚居可划分为职业型、宗教型、地缘型等不同类型，聚居不仅为非洲商人抵御社会排斥提供了庇护，而且在聚居区内保留着非洲商人本国文化，并通过聚集区内的贸易活动与广州社会对接，发挥着社会适应和非同化的功能。散居根据其特征可划分为被迫分散和主动分散等两种类型，被迫分散多半是因为身份问题而不得采取分散的方式隐藏于广州社会，它是非洲商人适应广州的一种策略。主动分散则是他们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融入广州社会的表现和策略，主动分散为他们更深入的融入广州社会提供了可能。　　 非洲商人的散居和聚居尽管从形式上看截然相反，但在散居和聚居的背后却有着相似点，那就是均有着广泛的社会网络。聚居为非洲商人建构了泛族裔性网络提供了便利，散居为非洲商人建构广泛的中国支持网络提供了可能，非洲商人通过散居和聚居建构了他们的网络，获取了社会支持，并通过这些社会支持适应广州社会。　　 广州地区的非洲商人的社会适应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的社会适应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较低层次的生存型适应和较高层次的发展型适应。绝大部分的非洲商人的社会适应多半是以职业为中心的生存型适应。他们目前适应的重心不在于是否能取得中国公民身份成为中国公民，也不在于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而在于他们是否能够顺利的在广州生存下来继续中非贸易。那些同中国女性恋爱或结婚生子的商人则处于发展型适应阶段，他们不仪仅谋求生存，更要谋求发展，关注身份识别和权利。　　 非洲商人为了顺利适应广州社会，采取了再社会化策略、网络化策略以及个体化策略。再社会化策略包括文化学习和模仿，通过这一策略非洲商人学会了社会规范和生活技能；网络化策略包括延续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网络的组合运用等三个具体的策略，通过这些非洲商人形成了多维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他们适应和融入广州社会：个体化策略则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等两种方式来实现，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提高对他们适应广州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　　 影响非洲商人社会适应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对社会适应产生直接的影响，并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U型结构，其获取的社会支持越多对其在广州的适应越有利，除此之外，中国的签证制度以及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均对其在广州的适应情况产生显著的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存在着种族问题与明显的种族歧视，且民众对非洲商人的宽容度相对较高，甚至许多中国女孩同非洲商人恋爱和结婚。我国民众不会对某种教派产生偏见和歧视，也不会对某种宗教有强烈的偏好，政府不会干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事实，使得他们不会受到宗教矛盾等因素的干扰，更不会被卷入宗教冲突，这些都是有利于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的因素，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落后的移民政策和管理体制是其顺利适应的障碍因素。　　 从社会适应的结果特征上看，非洲商人的社会适应呈现了多元化特征，其中又以异质共存为最重要的特征。绝大部分的广州地区非洲商人是异质共存模式，他们有选择性地接受了中国文化，并刻意保留了其自身的文化，并在有些方面也影响了中国人群和中国文化，最终中国文化和非洲文化在广州这个地域内和谐共处；那些长时间定居广州国际社区的非洲商人，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种国际社区文化；那些同中国女性结婚的非洲商人则出现了被中国文化同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