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的实践现象,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热点。我国人口基数大,社会环境复杂,区域发展不平衡,政府在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颇多。随着城市社会治理进程的不断深化,政策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行动指南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成果由普及性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功能日益凸显。城市间、区域间的治理思想和治理经验的积极互动有利于推动城市社会治理整体质量的提升,基于这一判断,各级政府及各区域政府间的政策扩散活动愈发频繁。进一步强化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研究,是关乎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是在党委领导下,以实现城市居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针对城市社会公共问题,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城市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中,一项政策方案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从政策首创地传播到其他地方的一个由点到面的推广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在这股浪潮中,中国政府政策扩散活动也非常踊跃,一大批地方政府积极实践,收获了丰富的经验,很多政策创新项目不但收获了良好的治理成效,还实现了在全国各级城市的广泛扩散。同时,城市社会治理政策因其本身的社会性、组织性与政治属性使其不同于其他政策,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据此,我们提出三个研究问题:为什么这些政策能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扩散?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机制、模式和结果是什么?为了回应以上三个问题,我们按照案例属性、规范化程度、官媒报道、扩散时间、扩散范围以及既有研究基础这六个案例筛选标准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案例,分别是社区网格化管理政策、智慧城市政策、棚户区改造政策。由于政策扩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是由各影响因素间的协同联动导致政策扩散的发生,这意味着无法用碎片化的、单一的原因来对其进行解释。这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的引入提供了合适的场域,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主要特点是融合定性方法的案例取向和定量方法的变量取向,从集合的角度看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以政策扩散理论与政策网络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TOE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将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划分为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以此构建分析框架,并基于组态视角为研究提供分析依据。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个经济区域按比例分别抽取22个地级市和28个县级市,共50个城市作为样本,选择了技术水平、城市行政级别、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健康水平、公众需求、府际竞争、上级政府压力和中央政府支持共8个条件变量,选择政策扩散结果作为结果变量。运用fs QCA3.0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三个案例的政策扩散影响因素及因素组合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分别对社区网格化管理政策、智慧城市政策、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经综合分析后获得如下发现:一是从政策扩散的结果来看,不同案例的扩散效果存在差异、政策扩散结果在不同区域间有一定差异、政策扩散过程中存在象征性扩散现象。二是政策扩散单因素效应不明显,仅技术水平成为政策扩散的必要条件。三是政策扩散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多元化格局,主要呈现四种驱动模式,分别是内生式驱动、外推式驱动、适应式驱动和叠加式驱动。在结合典型案例对四种政策扩散驱动模式进行分析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分别是:提升政策后续发展潜力,减少政策推行阻力,激发政策创新热情;将外在压力转换为内生动力,政策内容与公众需求相融合,避免象征性扩散和机械性模仿;在稳定发展中寻求突破,优化政策试点工作方案,建立有效的制度供给机制;促进政策网络系统协作,搭建府际交流平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符合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弥合了以线性因果关系为基础的二元主义困境及单一案例解释力欠佳的局限。其理论贡献有四:一是从政策属性的角度丰富政策扩散本土化研究内容;二是以“地级市+县级市”的组合丰富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研究样本;三是以动态的研究视角对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过程进行考察;四是以组态效应研究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更多的影响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将更多城市纳入研究样本,进一步改进数据采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