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问题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贯穿文艺大众化的几次运动和文艺大众化研究史的核心线索之一就是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讨论者和大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讨论者在大众化运动中究竟是要“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的问题。这不仅是当时文艺大众化讨论者本身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后来研究者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进行评价时产生分歧的根源所在。但这个问题本身却在历来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左翼文学家身上所存在的革命者与知识者的双重身份。本文的意图就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具体地来考察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后来的民族形式讨论等文艺运动中的参与者所体现出来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是如何获得的，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这两者又各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文艺大众化运动来说，也就是“大众化”、 “化大众”的内容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这两个侧面之间互相影响的情况。本文具体的写作要点如下： 引论：对于文艺大众化讨论研究状况的简略回顾。学术界对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研究是逐渐深入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①自左联解散后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止的总结性的描述阶段；②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止的革命化政治化研究阶段；③自粉碎“四人帮”之后的80年代开始的学术化阐释阶段。 一、意识形态革命。由于“五卅”运动的影响、“五四”启蒙文学的失败，使文学家们从文学转向革命，革命压倒了文学。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文学家又重新采取了新的启蒙策略——革命启蒙。这意味着革命和启蒙的合流，并且使普罗文学运动在促进革命的意义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场运动虽然体现出强烈的知识分子色彩，但又表现为普罗文学家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身份的抛弃，同时造成了普罗文学和传统之间的断裂。这场运动对于启蒙者本身来说意味着获得了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二、“化大众”与“大众化”。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得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包含了“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要求。1930年的讨论中，确实存在着革命知识分子的“化大众”的倾向，但在此后的1932年的讨论中，要求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大众化”的内容是主流。这主要体现在瞿秋白的言论中。这种情况直到左联对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的时候，才有所转变。论争后，左翼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立场有所恢复，这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大众语讨论。与上面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化大众”和“大众化”的倾向不同的是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他认识到了政治条件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影响，因而他的观点最富现实性，这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成绩，但仍然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可以作为反证的是在当时共产党统治相对稳定的苏区，给我们展示出大众和知识分子融合的一种可能性。 三、回归与构想。左联的反“左”和反对文言复兴的任务使左翼文学阵营对于“五四”重新获得了认同感。这使得1934年的大众语讨论又表现出知识分子启蒙的旋律。但是在讨论中左翼知识分子仍然显示出的革命者的身份并且讨论中也存在着对于知识分子进行“大众化”改造的声音，因此也不能简单地把大众语运动看作是一场“化大众”的运动。 四、余波和结语。抗战爆发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和通俗文艺的创作活动，使得左翼阵营对于文艺大众化讨论时停留在理论层次上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化大众”与“大众化”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尽管新文学家们（指继承着 “五四”传统的新文学家，并非仅仅是左翼作家）创作了大量通俗作品，却又对这 种倾向表示出怀疑和否定的倾向。此后这种矛盾又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显示出来。 向林冰和葛一虹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大众化”和“化大众”的两种下同要求。这一 切最终都在《讲话》中得到了解决一知识分子必须“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