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做遗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同时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经历,通过运用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并采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视角对“做遗产”中出现的文化和各等级合谋施展的巫术进行“解魅”,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反思,从而寻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本文共六章。第一章导论,说明本文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相关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第二章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在场,介绍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的“内部东方学”思想以及在近代遗产运动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如何完成由“文化带菌者”到遗产的“宠儿”的身份转变,同时,在这一章中笔者还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三章三方话语权下的遗产保护,介绍了“普世标准”、“国家叙事”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种过程；第四章“做遗产”的几种模式,归纳总结了当下遗产操作过程中的五种模式,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预设型”保护、遗产的发明、遗产展演以及遗产保护的博物馆模式；第五章“做遗产”的人类学反思,从遗产保护的“地方性缺失”和博物馆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反思。第六章为结语。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当下遗产实践活动重要表现形式的“做遗产”,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遗产保护过程,而是一种“二次遗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遗产被认知为一种强调和发展文化认同的基础资源,政治、发展与认同构成了它的重要内涵。各种群体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并积极扮演各自的角色,赋予了遗产保护更多的人为操作性。多样化的“做遗产”操作模式,在起到了遗产传承保护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符号化、碎片化以及过度产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在“做遗产”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及问题,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加科学与规范,是本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