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是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道主义思潮。但这一思潮是作为一个话语来考察的,这意味着我并不是要去讨论哪些文学和文化事件组成了一种人道主义潮流,而是要去讨论这些事件如何在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中构造了这一人道主义话语。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在第一章,我选择了小说《班主任》作为一个对象去考察这一话语的主体问题,我发现,人道主义话语中的“人”实际上是启蒙精英知识分子,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话语的主体是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而同时作为主体变更的后果,知识成为了一种霸权性力量,50-70年代平民教育思想被新时期精英教育所代替。在第二章,我主要讨论了人道主义话语的功能意义,即通过《人啊,人!》等小说的分析去探讨它如何在与阶级话语的结构性关系中获得了“人的解放”的意义。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出发我关心的不是这一“人的解放”到底获得了一种怎样的人的本质,我更关心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这样一种解放的功能是在怎样的公共政治空间中展开的,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的解放的意义”如何构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话语的结构性的意义场,在这里我发现“人的解放”并非总是和集体相冲突,也并非总是以市民社会的“个人”为归宿的。在第三章,我要讨论人道主义话语的实践的政治性,这里我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论争的讨论来展现这一话语的实践力量的。与一般结论相反,我不认为这一力量主要表现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从而为新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一套价值理念:在我看来这一时期人道主义的政治功能正在于激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　　 这一方法使得我能够深入到这一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话语实践中去,并且避免一种本质化的对人道主义的描述。在我看来80年代启蒙主义所宣称的“大写的人”正是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对“人”的意义的挪用,它不仅掩盖了这一“人”的压迫性力量,也大大简化了这一时期“人”的复杂的政治性。但同时我也反对将人道主义视为代替阶级话语的抽象个人这样一种看法,这一来自于左翼的批判虽然深刻地揭露了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同谋关系,却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政治力量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