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瀛遣使通信中国以来,往来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便以书籍及两国学者为载体,大为兴盛,作为华夏文明主体的儒家学说,亦成为二者所共同探讨之主流。日本儒学界在不断接受中国宋明理学影响的同时,亦未停止对其的质疑,到江户时期,关于中国儒学本源——先秦学术的探究,也吸引了诸多日本儒者的目光。而这一视角之下,又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最为闻名。而作为古学派之集大成者,荻生徂徕又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笔触转向为各家所不重之先秦荀子及韩非子一脉思想。也正是在这种新探索的推动下,徂徕吸纳荀韩学脉之长,利用其伦理观乃至国家观,开启对日本本土国家集权政治建立的新尝试,乃至开启适应日本江户社会状况的政治体制探索之先河,并在这一过程中触及到近代化政治发展的边际。本文即旨在通过对荀韩国家秩序建构理念与荻生徂徕著述中提出的集权制王朝建设构想进行对比,探究徂徕对荀韩实用主义思想的继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原生近代性发展,而二者在学脉演进过程以及时空背景的相似性,使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全文共由三部分构成。导论部分对荀韩及徂徕学说在学脉地位以及跨时空环境方面存在的共性加以探讨,从而证明二者在生成条件以及发展目标方面呈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对双方进行比较的可行性。第一章以徂徕学的法家倾向,即实用主义倾向为主题,从徂徕所处的江户变革期这一特殊时空环境出发,讨论徂徕学作为江户思想研究分水岭,对朱子学派的舍弃以及对经世济民思想的认同。这种变革来源于徂徕人性论及公私观念的建构,而由性论无意义化向人情论的导向,则与荀子群类观念及韩非子人情论向公私观乃至国情论上升的构建路径相互吻合。而徂徕则通过对“道”的重新定义而更进一步,实现作为国之根本的“先王之道”与治国之术的合理性对接,这就使得徂徕治国方略同时具备政治正义性与策略可操作性。第二章则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徂徕学实用主义如何在制度化社会层面上得以实现。制度社会作为“道”的政治实用表现,在徂徕政治学观念中具体表现为四民等级的制度化改善、抑商及社会风气改善等方面,而究其实质,则为国家强制约束力的提升。通过政府控制力的强化,全面发挥礼乐刑政的政治作用,实现宏观角度的政治自我运作、微观角度的国内各阶级人民各司其职的“理想社会”,而这种构想中表现出的公私划分倾向,不仅体现徂徕与先秦法家思想之共性,更表现出徂徕学政治导向中蕴含的逐步完善的实用主义倾向。第三章则就徂徕及荀韩政治观念的可取及问题之处加以讨论。先秦法家模式下政治制度的脆弱性,凸显出道德顶层与制度底线相结合的必要性。以“治世”为主要目标的徂徕学的全部讨论,都围绕其核心观念——日本国家秩序的建构来进行,全部思想的价值反馈,都作用在能否真正支持江户幕府社会更为稳定的运行这一原则之上。正是在形而下实用主义的讨论过程中,徂徕有意识地建立起具有日本特色的国家秩序,甚至无意中触及到了近代化的边界。